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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王倩倩
原文信息:Duanmu J L. 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 64-72.
自1990年以来,我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接受国之一。鉴于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且我国政府决心将持有的外汇储备从固定收益资产转向股权资产,从而加速向其他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FDI)。
尽管这仍是一个相对新生的现象,但学者们已开始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的FDI。位置选择是跨国公司在其国际化过程中需要做出的关键决策之一。企业选址变更的高成本及其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效率和效力的深远影响,研究人员已经通过各种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中大多数是由FDI的动机和原理产生的。大多数研究仅集中于发达经济体的FDI,而对于吸引来自新兴市场(例如中国)的FDI的决定因素却知之甚少。
此外,迄今为止,大多数FDI所在地的实证研究都是通过使用宏观经济数据来检验FDI在国家层面的动机。但是,FDI的宏观经济模型不足以探讨企业在FDI区位决策上的行为差异,因为跨国公司的FDI行为通常是企业层面上决定的。Duanmu于2012年发表在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上的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NEs)针对研究空白,希望通过考察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上的因素探究中国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
假设1:与非国有企业(non-SOEs)相比,国有企业(SOEs)不排斥投资高风险国家。
假设2:SOEs倾向于被政府高强度干预的国家所吸引,但non-SOEs没有这种偏好。
假设3:与non-SOEs相比,SOEs对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反应更为强烈。
假设4:SOEs往往被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所吸引,在non-SOEs中不存在这种趋势。
假设5a:投资制造业子公司的MNEs被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所吸引。
假设5b:投资非制造业子公司的MNEs被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所吸引。
假设6: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结构上的替代关系。
作者提出了关于公司所有制结构及其战略意图如何与位置特征相互作用并确定其位置决策的6个假设,探究公司特征和国家(或地区)特征属性如何共同作用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研究对象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设有外国子公司的所有中国公司,包括1999年至2008年投资于47个国家的189家中国(江苏)跨国公司的264种区位选择。对于每个投资决定,都包含有投资年份,选择的投资国家和跨国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数据。
本文采用条件逻辑回归模型,将寻位代理的理论目标函数与经验模型的似然函数联系,分两步进行探究。首先,采用有条件logistic模型检验与公司所有权结构和战略意图有关的假设。其次,采用nested logistic模型测试国家结构(发达/发展)在企业决策过程中的相关性。
在1999-2008年间,跨国公司264中区位选择分布在47个国家(或地区),除去仅吸引一个中国FDI的14个国家(或地区)以及香港地区,最终分析数据为分布在32个国家(或地区)的194个区位选择。这意味着,除所选目标外,还有31个选择(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如图Table 1)。
通过使用32个国家/地区中194个区位选择的横截面数据研究中国MNEs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与non-SOEs相比,SOEs较少关注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但对人民币与东道国之间有利的汇率反应更为迅速。
然而,作者并没有发现SOEs对政府高强度干预的国家有偏好。
假设4关于东道国自然资源的影响与预测相反,猜想可能是因媒体过度突出特别案例。就中国MNEs的战略意图如何影响选址决策方面,以制造业为导向的投资项目似乎对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成本结构的反应更为强烈。最后,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结构替代关系的假设没有发现有利证据。
作者建议评估东道国政治风险一样仔细评估东道国的经济风险,因为东道国经济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不亚于政治风险。另外,汇率波动需要独到的战略眼光和稳定运营投资,对于企业长期获利能力保持谨慎态度。
这是有关中国跨国公司区位选址决策的第一批实证研究之一,但同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模型无法包含更多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如规模、盈利能力等。其次,对于投资战略意图的衡量比较简单。第三,采用矿石和金属出口占总出口的比率用作自然资源的替代指标准确性不高,后续仍可加强探究。
Abstract
Using data on 194 location choices in 32 countries for a decade, we investigated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We found that State-Owned MNEs, compared to their peers without controlling state equity, are less concerned about political risk of the host country, but more responsive to favorable exchange rate between Chinese RMB and the host currency. Strategic intent of Chinese MNEs affects their location choice in a way that manufacturing oriented investment, compared to trading subsidiaries, is more attracted to countries with large market size and more deterred by high cost structure of the hos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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