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黄小靖 丁加齐

 

如果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不一致，并且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代理人就可能利用信息优势欺骗委托人、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那么，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委托人，如何借助手头可用的经济手段，激励代理人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呢？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否或者何时会引起社会效率的损失？如果存在效率损失，具体的表现形式以及背后的机制又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委托代理理论或契约理论的基本内容。在产业规制的语境下，这也是激励规制理论的基本内容。本篇推文是南京审计大学“润智”研究生论坛系列、“规制经济学与政商关系”研讨班的一份读书笔记。笔记内容取材于Armstrong and Sappington (2007)为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撰写的专题综述“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的特定一节：Regulation under Adverse Selection。这一节关注，在代理人的私人信息外生给定时委托人的最佳选择，此即“逆向选择下的最优激励规制方案”。

 

为了提供一般化的分析框架和原理，以下内容不再按照原文的顺序叙述，是笔记撰写人阅读原文后重新组织整理的结果。我们将看到，在典型情况下，委托人选择的最优激励规制方案体现了“效率与租金的权衡（trade-off between efficiency and rent）”；同时，既定类型的被规制企业在激励相容约束与参与约束之间、两类被规制企业在同一种约束上呈现出“一张一弛”的特征。但是一般来说，最优激励规制方案是否一定存在效率损失、是否能够甄别出不同类型的代理人，依赖于信息不对称的具体特征。

 

下面，首先给出一个较为一般化的模型框架，在抽象的利润函数层面对被规制企业进行刻画，并没有具体设定市场需求函数和企业成本函数。其次，得到这一模型的最优激励规制方案后，我们将所得结论运用于特殊的逆向选择情形，例如边际成本信息不对称、需求信息不对称等，有助于理解与此相关的一些经典文献的核心结果。

 

【基本设定】

 

 

【最优激励规制模型】

 

 

【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完全信息下有效率的结果（社会最优）】

 

 

【存在价格扭曲的分离均衡】

 

 

【混同均衡】

 

 

最后需要指出，无论是上面的理论分析还是几个例子的结果都表明，监管者的最优规制方案是否能够实现完全信息下有效率的结果、是否能够分而治之地甄别出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规制结果在效率与租金上的具体表现等问题，答案依赖于信息不对称的具体特征，不能一概而论。

 

阅读素材

 

Armstrong M., and D. Sappingt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A]. Armstrong M., and R. Porter.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3)[C].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007.

 

引用文献

 

[1] Baron D., and R. Myerson. Regulating a Monopolist with Unknown Costs[J]. Econometrica, 1982, 50(4): 911–930.

 

[2] Laffont J., and J. Tirole. Using Cost Observation to Regulate Firm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3): 614–641.

 

[3] Lewis T., and D. Sappington. Regulating a Monopolist with Unknown Demand and Cost Functions[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 18(3): 438–457.

 

[4] Lewis T., and D. Sappington. Countervailing Incentives in Agency Problems[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89, 49(2): 29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