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王治喃 

原文信息：Bursztyn, L., G. Egorov & R. Jensen, 2019, “Cool to be Smart or Smart to be Cool? Understanding Peer Pressure in Educ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6, 1487-1526.

 

一、引言

 

社会形象（social image）或者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始终是人们不会忽视的因素，而塑造自身社会形象或者向他人发送关于自己类型的信号便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选择。研究发现，这种心理在青少年时期的孩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在这一阶段，孩子们的行为选择，例如对教育的选择，还会对其未来产生重大且不可逆的长期影响。因此，作者们据此提出，孩子们对教育行为的选择是否以及为什么会受到顾及自身社会形象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对自身形象的顾虑会对教育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例如Coleman, 1961；Bursztyn & Jensen, 2015），但当孩子们进行教育投资的选择时，他们究竟在尝试向周围的同伴发送什么样的信号，即对自身形象的顾虑对教育投资产生影响的机制是什么。这也正是本文作者们尝试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本文的重要贡献之一。

 

在本文中，作者提出了两种根植于不同校园文化的可能的机制。第一种机制受启发于Austen-Smith & Fryer (2005)的理论文章，在他们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下，“合群”或者“模仿白人”（Acting White，在本文中广泛指代模仿校园里最受欢迎群体的特征的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其假定学生的同伴们只在乎其社会类型（social type），并不在乎其经济类型（economic type），选择更多的教育投资而放弃社交或“合群”便会受到来自同伴的惩罚，即“合群”（smart to be cool）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作者们也指出，在校园中良好的学业表现也是十分重要的信号，即一个学生的同伴们也很可能十分在意其是否是高经济类型（即高能力）的人。在这样的假定下，低能力的学生仍会表现出“模仿高能力人”的行为，但这背后却对应着完全不同的机制。低能力的学生害怕周围的同伴了解自己的真实能力水平，其会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能力类型或在特定条件下向同伴发出可以掩盖其真实能力的信号，例如他们只有在很多人都举手回答问题的情况下才举手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能力，即“聪明”或至少“不笨”（cool to be smart）是重要的。

 

作者指出本文的重要贡献在于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拓展并检验了教育选择过程中同群压力效应的两种可能的机制。在理论方面，本文拓展并引申了Austen-Smith & Fryer (2005)的模型，使其能够在同一框架下求解出上述两种可能的机制作为均衡条件；在实证方面，作者运用精巧的设计，通过一场成本较低的实地实验同时分离并验证了上述两种机制，对同群效应的实证检验和实地实验领域都有所贡献。最后，作者还指出，本文的结果有丰富的政策含义，其对如何构建有效的校园文化宣传教育、如何实施有效的措施以激励学生进行更多教育投资等问题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实验设计及结果

 

本文的实地实验共选取了洛杉矶的三所公立学校的11年级学生为样本。三所学校中，第一所学校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学生占到了97%，74%的学生接受了伙食补助，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44000美元，且只有59%的学生参加SAT，平均分也只有1200分；另外两所学校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学生只占33%，白人学生占到了41%，只有41%的学生接受了伙食补助，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有66000美元，有69%的学生参加SAT，平均分为1500分。作者通过已有文献、理论和现场调查，将第一所学校评估为“smart-to-be-cool”类型的学校，即“合群”或社交是重要的校园文化特征，而将另外两所评估为“cool-to-be-smart”类型的学校，即“聪明”或高能力才是重要的校园文化特征，最终分别在两类学校里选择了257和254共计511名学生，他们都来自于随机选取的17个班级。

 

本文的实验采用了2x2的设计，包括（1）赢得SAT大礼包的概率和（2）是否公开其模拟考试成绩两个维度上的随机。本文的核心环节是让同学们选择是否愿意参加关于一份免费SAT大礼包的活动，选择参加后，其有25%或75%（第一个维度的随机）的概率获得大礼包，而这份大礼包共包含价值超过100美元的一款APP、一项模拟测验和一个小时的一对一辅导，其中模拟测验的成绩可能会被公开，也可能保密（第二个维度的随机）。表1展示了本实验所涉及到的四个随机组别各项特征的平衡性检验。

本文的结果均可以用直观的条形图来呈现。图2直观地表达了在两种不同文化特征的学校里，在公开模拟考试成绩的情况下报名参与率都显著得更低，此外，表2的回归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图中所观察到的结论。

在图3中，作者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不同特征的学校，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两种不同特征的学校，当模拟考试成绩保密时，报名率与最终赢得大礼包的概率无关；而当模拟考试成绩公开给全班同学时，在以“合群”为主导的学校里（smart to be cool），只有当事前赢得大礼包的概率更大时，学生才有可能冒着被同伴惩罚的风险而选择参与，而在以“聪明”为主导的学校里（cool to be smart），低能力的人只有在被选中的概率越低的情形下才会选择参与以期与高能力的人混同在一起，因此被选中概率越低则会有越多的低能力人选择参与。图3观测到的结果以及表3的回归结果均证实了上述分析。

此外，作者还进一步讨论了学生成绩的异质性问题。图4指出，在模拟考试成绩公开的情形下，以“聪明”为主导的学校里（cool to be smart），相较于成绩较低的群体，成绩在中位数以上的学生在不同中奖概率的选择上差别不会很大，因为对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模拟成绩公开与否对其影响不会很大。但上述结果在以“合群”为主导的学校（smart to be cool）里则不会出现，图5展示了该结果，这一进一步说明在“合群”为主导的学校里成绩或“聪明”确实不是一个主流的校园文化特征。同时，在成绩保密的情形下，参与率与中奖概率的高低以及校园文化特征均无关。

作者还讨论了实验的长期影响。在表8中，作者展示了关于截至学期末学生们是否参加了SAT以及未来是否准备参加SAT的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本实验干预确实会对学生参加SAT以及参加SAT的意愿有着长期的正向影响，且同群压力效应依然显著地存在，当然，作者也指出本文的干预效果更严谨地表述应为提高了学生更早参加SAT或多次参加SAT 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还对一系列可能导致与本文同样结果的竞争性假说进行了排除，包括关于能力或社交类型的历史信息的影响，报名可能意味着低收入，对隐私的偏好不同，报名行为本身会发出关于能力的信号，对父母、老师等人知悉的顾虑，以及模考成绩保密组的行为是否会干扰本文的实验结果等。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的实地实验证实了同群压力现象的确存在，并发现高中学生因为担心其周围同伴对其某些特征的看法，而选择了放弃进行教育投资的机会，同时作者识别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两种可能的原因。

 

虽然“合群”（smart to be cool）和“聪明”（cool to be smart）两种机制都会造成高中学生在教育上的投资不足或较低努力水平，但对于学校及政策制定者而言，准确判断两种机制哪个占据主导也同样重要。因此，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政策启示，并从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包括对学生成绩、投入或努力程度等信息的保密，如何激励学生，如何选择课堂的教学形式，以及如何在信息或宣传方面去影响、改变学生们对同群文化的认识和态度等。

 

本推文由中国经济转型讨论班（CETW）供稿。

 

Abstract

 

We model and test two school-based peer cultures: one that stigmatizes effort and one that rewards ability. The model shows that either may reduce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hen peers can observe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 We design a field experiment that allows us to test for, and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se two concerns. We find that peer pressure reduces takeup of an SAT prep package virtually identically across two very different high school settings. However, the effects arise from very distinct mechanisms: a desire to hide effort in one setting and a desire to hide low ability in the 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