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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陈振环
原文信息:The Smithian ontology of 'relative poverty': revisiting the debate between Amartya Sen and Peter Townsend[J].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19,26(1):70-80.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我国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已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最容易让学术界产生的疑惑:相对贫困究竟是谁相对谁而言?相对贫困是收入不平等吗?这涉及到相对贫困群体的界定。相对贫困虽在国内外的政策文件中被多次提及,但这些组织大多数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相对贫困是低于收入中位数的某个百分比(一般50%或60%)。如果我们追溯到相对贫困的理论根源,会发现早期概念提出者对这种相对贫困观是多么苛刻。但相对贫困的概念迄今仍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相对贫困提出者的警告也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将重新讨论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 Oxford Economic Papers中,可以被理解为关于相对贫困本质的理论争议的高潮。当Sen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相对需求的绝对性上时,Townsend把Sen误读为主张所谓的绝对贫困。虽然Sen和Townsend都声称他们各自理解的需求与亚当·斯密一样,但这场争论本身以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而结束。鉴于他们在语言上的尖锐分歧,这几乎就像茶壶称水壶黑,或是一出荒谬的喜剧。事实上,两个学派在处于长期误解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然而对现有文献梳理后,令人惊讶的是,一些被认为与相对贫困有关的著名经济学概念,实际上与Sen和Townsend所设想的相对贫困概念并不相关。
二、阿马蒂亚森和彼得·汤森关于贫困之争
关于Townsend的相对剥夺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他被公认是所谓“相对贫困”的主要理论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批判了所谓的绝对贫困,即把贫困定义为一种生存问题,如测量需要多少卡路里的营养或基本必需品的价格。Townsend提出的另一种观点是基于相对剥夺的概念。该术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中带着一种主观的思维方式被使用。他认为这些作者所使用的术语是用来表示相对于他人的被剥夺感。在一项研究中,Townsend将这一概念的性质从主观转变为客观。所谓客观,意味着存在一个科学上可以观察到的阈值,并且可以从概念上区分社会正常持有和个人主观持有。他试图通过使用含60个指标的剥夺指数来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阈值,即对于某些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来说,存在着一个被剥夺的阈值。也就是说,当收入水平下降到某一点时,被剥夺的程度就会随着收入的下降而不成比例的增加。他估计这个阈值大约是社会救助标准的140%。Townsend将这个概念定义为缺乏或不充足的饮食、设施、标准、服务和活动,这些在社会上都很常见。
关于Sen对相对剥夺观点的批判。Sen的批判主要针对将相对贫困界定为低于收入中位数某个百分比(一般50%或60%)的数字。他认为这种方法是一种完全相对的观点,偏离了贫困本质。坦率地讲,Sen承认了Townsend拒绝把贫困等价于不平等的观点。Sen的第二个批判目标是所谓的相对主义观点,该观点将贫困定义为社会救助规模。采用这种定义,如果政府削减了社会救助的规模,贫困人口数量也自然会减少,这十分荒谬。Sen承认Townsend正确的将其理论与上述两种相对主义方法区分出来。对Townsend的批判并不涉及后者理论所指出的贫困/需求的内容或范畴,而是其理论基础。Sen认为,如果用一种彻底的相对论来建立贫困理论,就无法区分是取得的成就相对较少,还是因为落后而取得的成就绝对较少。前者的意思很清楚,如张三1天只能买1辆自行车,而李四可以买2辆自行车,那么张三的成就就会比李四低。在解释后者时,Sen给出了一个例子,说明电视对西欧或北美的儿童可能意味着什么。在地球的北方,孩子们可能无法跟上学校的课程,除非他们碰巧有电视。虽然买不起电视是一种收入上的相对失败,但未能充分认识到受教育的必要性却是绝对的。为此,Sen引入了能力的概念,即一个人能做什么。Sen概述了与需求满足相关的三个不同的空间,即商品、能力和效用。社会政策文献通常关注那些被认为能使一个人满足其需求的资源和收入。他认为这些产品可以归入“商品”一类,而我们对这些产品(即某种收入所能获得的产品)的使用能力存在差异。因此,Sen认为商品和能力的区别使我们能够处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问题:贫穷在能力方面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但在商品方面往往存在一种相对的形式。
最后,介绍两位学者的这场贫困之争。Townsend回应了上述论文,Sen发表了一份反驳。Townsend的批判是严厉的,他甚至认为Sen的方法是极简主义,因为这种对贫困的绝对核心含义的重申低估了除食物外的其他需求的重要性。Townsend还大量论证为什么Sen在理论上很幼稚,对贫困的本质产生了根本性的困惑。最后Townsend还贬低了Sen植根于第三世界的专长。也许Townsend根本没有理解Sen的观点。Sen义愤填膺的向Townsend表示感谢作为回应。遗憾的是,这本是两位聪明的学者联手阐明相对贫困本质的大好机会,但却错失良机。
三、阿马蒂亚·森和彼得·汤森错失的共性
首先是两位学者误解的延续。在2002年,作者分别就这个问题向Townsend和Sen提出疑问,他们的观点与之前的争议毫无变化。令人震惊的是,两人的误解仍然存在:既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根深蒂固,因为分别遵循Townsend和Sen方法的局外人加深了这种误解。Townsend继续坚持批判Sen,Sen亦捍卫自己的立场,但却没有对相对剥夺如何合理化进一步发展新的理论解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毫不动摇,研究人员似乎不加批判的各站一边。反过来,同情Sen的研究人员似乎对这场辩论或Townsend提出的相对剥夺概念都不感兴趣。他们通常将需求的概念等同于所谓的基本需求方法。
其次是两位学者的共性之处。有两件事把Townsend和Sen联系在一起。第一,他们都对通过计算收入中位数低于一定百分比(通常为50%或60%)的人数来判定贫困的方法持批判态度。第二,他们都相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需求的社会本质,Townsend和Sen都引用了这一观点。然而,尽管有这种共同的观点,两人却未能就“最终结论”达成和解,也未能有力地将相对贫困的概念理论化。与此同时,在过去30年中,正是他们曾经高度批判的方法成为了关于相对贫困的主导话语和流行方法。许多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和贫困问题研究人员都在使用这种方法。
四、亚当·斯密的需求本体论和认识论
在此,利用亚当·斯密的需求本体论和认识论来阐述Townsend和Sen的共同点,以期重建双方都可能接受的一种缺失的替代观点。Townsend和Sen在为他们关于需求的观点辩护时引用的段落如下……(此处略,详见原文)。在这段文字中,斯密认为对必需品征税会增加劳动力的自然价格。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由自然支配的需求和另一种由习惯支配的需求。正是因为Townsend认识到第二点的重要性,他才成为相对论的倡导者。Townsend和Sen在这里团结一致,因为他们认识到,缺乏这两种不同类型需求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贫困。
从上面提到的《国富论》中,我们可以收集到亚当·斯密需求概念的一些本体论特征。所谓需求本体论,是指我们(作为一个社区或社会)集体(即主观间)或客观地确定的需求。当谈到自然需求时,客观性当然是一个特征。以水为例:水是生存所必需的,这不取决于我们是否喜欢喝水,厌恶它或根本不知道它,作为一个婴儿也仍然依赖水生存,不管主观偏好如何;即使不是个人的偏好,而是整个社会(假设是一个不鼓励喝水的国家)的主体间共享偏好,我们仍然需要水来维持生命。因此,无论主观性或主体间如何,水都是必需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种需求是客观的。对于第二种需求,即习惯需求,亚当·斯密给了我们几个例子。在英国无论男女,最贫穷的人都需要皮鞋。然而,即使这个人主观上并不喜欢皮鞋,但他或她仍然需要皮鞋才能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亚当·斯密的例子似乎暗示了这种主体间性的需求是历史上偶然的含义:主体间性的需求也有一个动态的、演进的方面。满足某种需求所需要的东西,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换句话说,某些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保持一致:它们作为需求而演进,但仍然可以与欲望区分开来。
《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一节,对亚当·斯密的需求概念另有阐述。“看不见的手”在这里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因果关系:富人的自私动机对生产和分配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即对生活必需品的平等和充分满足。虽然胃容量在生理上是有限的,但一个富人可能会忽视这种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当他的欲望无限时,他会变得更勤劳。斯密在这里指出,存在着一种虚假的意识,使我们看不到需要的一个本体论特征,即它的有限性。此前,作者将这种错误的意识称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局限,并将需求认识论描述为一个人认识自己需求的能力。在他有关胃容量的比喻中,存在着需求的两个本体论特征:一方面,需求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富人和穷人可能在质量上有不同的需求,但在数量上他们的需求将相同。
因此,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斯密的需求概念在不同的阶级之间,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体间都有限,而在数量上是相同的。此外,它还表现出一种认识论的局限性,因为个人无法区分需要和欲望。
五、明确本体论分析的启示
第一,阐明Townsend和Sen的本体论共性。Townsend认为,许多客观上被剥夺权利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被剥夺。尽管承认关于主观剥夺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或解释变量,但毫无疑问,他的需求概念是关于物质和社会剥夺的客观形式。因此,他对剥夺的主观感知和实际客观剥夺之间的区别的认识,同时也是对需求认识论局限性的认识。Sen显然也从研究中意识到了个人需求的认识论局限。他指出尽管男性和女性都被剥夺了健康,但对健康需求的认知在性别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得出结论,Townsend和Sen都承认一个人可能无法正确地感知自身需求。就需求的合理性而言:两人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区分表明两者存在同一性。此外,Townsend的需求概念是一个阈值概念,Sen的需求概念来自于最小需求的概念。因此,两者都注意到需求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将需求与欲望区分开来。
第二,解决普遍存在的关于相对贫困的理论困惑。这些需求本体论特征在近代的相对贫困文献中已经消失。出于两个原因,它们应该被召回。首先,召回它们可以推进相对贫困的理论化,并消除人们对其与经济学中几个相关概念之间关系的困惑:比如炫耀性消费、示范效应、位置商品等概念,这些概念一直被认为与相对贫困或相对需求相关。这些观念当然与Townsend和Sen批判的相对贫困方法有关,但与二者所解释的相对贫困理论没有直接联系。其次,因为将相对贫困与示范效应等理论混淆,在政治和大众话语中被用来淡化相对贫困。请看看这些公开的讲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相对收入的执着导致上一届政府追逐一个永难实现的贫困目标”(lan Duncan Smith, during his time as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policy on poverty in 2014)、“如果你认为贫穷是相对的,它就永远不会被消除”(John Humphrys on BBC’s Today programme)、“鉴于这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的衡量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数学语言说,穷人将永远与我们同在”(in The Scotsman in 2013)。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按照Townsend和Sen的观点,我们可能有一天会达到这样一种境况:我们在消除贫困的同时,却没有消除不平等。在Townsend的例子中,如果许多人肯定的回答贫困指数的大部分指标,就不会有贫困,即使面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每天都吃非常昂贵的肉类,而其他人什么也不吃的情况。在Sen的例子中,如果每个人都有基本的能力,就不会有贫困,即使有些人一天买两辆凯迪拉克,而另一些人一辆都买不起,只要这个失败不影响一个人的行动能力或出现在公共场合而不感到羞耻。Townsend和Sen担心的是,有关相对贫困的错误概念会混淆他们两人试图阐明的社会排斥问题。从上面引用的几个例子中可以收集到的媒体政治话语非常清楚地表明,Townsend和Sen的担心已经成为现实。
六、结论
30年前,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分别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将所谓的相对贫困理论化。这导致了两者之间的直接对话,但这是一次不幸的遭遇:他们似乎有许多有关相对贫困本体论的重要、基本特征,而他们及后来的追随者没有相互承认这些特征。自1985年以来,关于Townsend和Sen的剥夺概念的本体论基础理论分析很少。相反,Townsend和Sen所批判的解决相对贫困的方法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争论。本文引用了最近关于需求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争论,旨在阐明Townsend和Sen所持有的共性,以及它们对解决与相对贫困概念相关的理论混乱所带来的影响。此外,关注主体间需求相关的本体论研究也可推动社会本体论理论的发展。
继续对需求本体论研究也可以创造必要的动力,将需求概念带回经济学。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经济理论形成的根本性变化,因为今天的主流经济理论否认需求与欲望是可以区分的,甚至否认需求概念在经济学中的正统地位。其他非正统经济学家如Karl Polanyi, Karl W. Kapp, Tony Lawson, Geoffery M. Hodgson等人的著作中也有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类似论述。对需求本体论所要求的经济方法论进行必要的重新审视,也符合富有成效的传统。
Abstract
Although ‘relative poverty’ is a phrase of immediate recognition, wide circulation and an ever increasing acceptance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the concept itself remains surprisingly undertheorised. This paper wishes to try and remedy this discursive deficiency by proposing an ontological elucidation of the nature of our needs. The author re-visits the dispute between Amartya Sen and Peter Townsend——a duel of crossed wires (if not sabres), which can be seen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various theoretical takes on the nature of relative poverty. While the dispute itself ended with an unfortunate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scholars, whose different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s have done nothing but replicate the rift, the author nonetheless foregrounds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the two thinkers——their respective identification with AdamSmith. By exploring points of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with AdamSmith’s own ontology of needs, which the author reconstructed elsewhere, the paper hopes to offer insights into the ontology of ‘relative poverty’ as well as to suggest that taking this ontology seriouslywould lead us inevitably to a re-examination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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