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张谦 

文章来源：Eckert F. & Peters M. (2018). Spatial Structural Change. Working Papers.

 

一、研究背景

 

　　传统有关结构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注较长时期内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产出增长，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处于转型期的国家而言，不同部门间的生产率往往存在着显著差异，从而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将会带来显著的产出增长。然而，考虑到一个经济体内不同地区在生产效率、迁移成本等方面的异质性，劳动力的转移往往会受到限制。由此，作为对传统研究的有力拓展，本文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考虑在内，运用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和跨区域转移对产出增长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一个现实动因在于美国1880-2000年间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农业就业份额从50%下降到了几乎为0的水平。但是，针对农业就业份额的分解结果却表明空间因素的影响并不能解释总体农业就业份额的显著下降。为了考察空间因素的影响，本文将总体农业就业份额的变化分解为空间重新配置和区域转变两种效应，如公式（1）所示。前者反映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到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影响，而后者则反映了区域内部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的影响。图1分别刻画了1880-2000年间以上两种因素的变动趋势。其中，左图分别展示了空间重新配置与农业就业份额的变动趋势，即城镇化的过程。可以看出，二者的相关性很弱。进一步地，右图揭示了1880-1970年间农业就业份额的截面分布状况（2000年的分布与1970年的分布类似，因而被省略了）。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农业就业份额总体呈现出了显著的下降趋势。但是，这一趋势似乎与美国城镇化的长期趋势并不相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直觉的现象呢？以及劳动力的这种空间配置效应将如何影响总体生产效率和地区间的福利分配呢？

 

 

二、研究方法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新古典的结构变迁模型与考虑劳动力流动摩擦的经济地理模型结合起来构建空间结构变迁（Spatial Structural Change）模型，并结合美国1880-2000年的现实数据进行校准分析，从而阐述了出现上述现象的内在机制及其对总体生产率和区域间福利不平等性的影响。具体地，该文的研究从以下方面进行展开：

 

　　（一）模型构建

 

　　本文从结构变迁和经济地理学两个方面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每个地区生产的产品区分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大类。其中，结构变迁考虑了非位似偏好和技术水平差异两个方面的影响；在经济地理学方面则主要考虑了区域间生产率的异质性、区域内交易以及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成本三个方面的影响。各地区的产出由技术、有效劳动和资本以柯布-道格拉斯不变规模报酬的形式实现，并以常数替代弹性的形式形成最终产出。其中，技术由TFP和区域特有的生产效率两部分构成；资本采取永续盘存法进行核算，劳动则由劳动者的部门和区位选择问题刻画。

 

　　假定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间是完全可替代的，且劳动者具有异质性，其生产的效率性满足Frechet分布。劳动者的人口特征满足世代交叠（OLG）特征，即每个个体只生存两期：年轻时，选择最偏好地区的劳动市场通过工作获取收入并通过平滑终生消费来进行储蓄决策；当年老时，消费其储蓄并养育下一代，下一代重新选择工作地区和部门，以此世代交叠。由此，个体决策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在生命的开始选择在哪里生活和工作。假定劳动者的跨区域流动存在成本，并以离散选择的形式受到当地预期效效用、转移成本、目标地的便利设施和异质性偏好冲击的共同影响。（2）年轻的时候如何在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跨期决策。其中，储蓄即转化为当期投资。（3）在每一期内，如何在两类产品之间分配消费支出。假定个体消费两类产品的效用满足非位似偏好。不失一般性地，本文结合市场出清条件采取标准的逆向归纳法求解该动态最优化问题。

 

　　（二）量化分析

 

　　为了解释空间因素对结构变迁的显著影响，本文首先运用美国1880-2000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空间影响的存在性。图2进一步反映了农业就业份额的变化和人口增长的趋势特征。左图刻画了1880年农业就业份额的区域分布；右图则反映了不同区域内人口增长的地区特征。

 

 

　　对比可以看出，除了结构变迁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也是非常关键的。而为了证实结构变迁中空间因素的存在性，本文采用以下计量模型进行面板分析。从表1中第二行系数显著为正的结果可知，上述论断是正确的，即空间因素对结构变迁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对于农业主产区的影响是有害的。

 

 

　　接下来，本文对理论模型的参数进行综合校准，从而明确个体最优决策以及空间因素的影响水平，为反事实分析和预测奠定基础。图3左图对比了当地就业的实际数据和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结合较好。相应地，右图则刻画了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和理论模拟的变动趋势。可见，模型很好地反映了劳动力转移的特征，说明模型的校准结果与现实数据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可以通过反事实分析探究本文最初提到的研究问题。

 

 

三、空间结构变迁的动因及其影响

 

　　为了回答最初提到的两个问题，本文接下来结合理论模型和校准结果探讨空间结构变迁的诱因及其影响。图7刻画了不存在区间转移摩擦时（Quasi-Spaceless）的结果，并将其与现实数据进行对比。从左图可以得出，个体在空间上重新配置对总体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的影响占到了1/3。尽管Quasi-Spaceless模型高估了空间重新配置的影响，但是它低估了当地结构变迁的影响。

 

 

　　由于影响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线性的，从而本文进一步结合理论模型分别对其进行了分解和对比，如表2所示。通过对比可知，收入增长和最初的农业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跨区域生产率冲击的干扰，从而弱化或掩盖了结构转型中空间因素的重要性。

 

　　通过对比本文的理论模型和不考虑空间转移成本的Quaisi-Spaceless模型可知，二者的差异主要是由特定地区的异质性偏好冲击所引起的。这揭示出就现实角度而言，个体跨区域的双向流动是普遍存在的。如果不存在这种双向流动，那么总体的转移率和净转移率将会是一致的，由此用二者的比率来衡量个体跨区域的异质性动机是有效的。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结构变迁的空间因素对总体生产率和区域间福利差异的影响，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劳动力转移，人均收入将会下降17.5%，表明在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中空间转移的印象至关重要。同时，结构变迁进程中区域间福利差异大大下降了，并且该影响对低技能劳动者更外重要。

 

 

四、总结

 

　　本文将空间因素纳入到结构变迁的传统分析之中，并采用OLG模型在动态框架下考察了个体的跨期决策问题，并结合美国120年的现实数据进行校准分析，阐述了空间因素的影响在现实中貌似不显著的原因，从而论证了空间结构变迁对总体生产效率和区域间福利不平等性的影响。本文值得借鉴的一点在于将劳动者的异质性及其跨期决策结合起来，在跨期结构下得出与预期价格独立的均衡结果，从而大大简化了分析的难度。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structural change. The secular decline in spending on agricultural goods hurts workers in rural locations and increases the return to moving towards non-agricultural labor markets. We combine detailed spatial data for the U.S. between 1880 and 2000 with a novel quantitative theory to analyze this process and to quantify its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We show that spatial reallocation across labor markets accounts for almost none of the aggregate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e reason is that population flows, while large in the aggregate, were only weakly correlated with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Labor mobility nevertheless had important aggregate effects. Without migration income per capita would have been 15% lower. Moreover, spatial welfare inequality would have been substantially higher, especially among low-skilled, agricultural workers, which were particularly exposed to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