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陈怡心

原文信息：Dai Z, Galeotti F, Villeval M C. Cheating in the lab predicts fraud in the field: An experiment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J]. Management Science, 2017, 64(3): 1081-1100.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不诚实是经济社会许多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例如，2008-2010年美国税收缺口占估计的应纳税额的16%以上，保险欺诈占赔付支出的10%左右。安然、法国兴业银行和大众汽车等公司丑闻会对股市产生直接影响，并持续损耗着消费者的信任。这些不诚实行为给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负面影响，更好地了解其不诚实行为的决定因素和潜在机制，无疑对政策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现实中的不诚实行为很难观测和度量，传统的计量方法研究受到数据获取的限制，许多研究尝试利用实验室实验方法来研究不诚实行为。实验研究的一些发现更新了传统的犯罪经济学的认知，特别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对待不诚实的态度是差异化的，而不仅仅是考量成本和收益。尽管利用实验室实验的方法研究不诚实行为有很多好处，但是其局限性在于，实验室环境是人为设置的，其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现实仍待商榷，也就是说实验方法的外部有效性仍面临质疑，如何证明实验方法外部有效性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因而，本文从该问题出发，研究人们在实验室中的不诚实行为是否与现实生活中的不诚实行为相关，以探究实验室和实地两种形式下被试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为达到这一目的，文章的主要思路是寻找在现实中有不诚实行为的特殊样本，观察其在实验任务中是否也会有不诚实的行为。具体来说，研究者在车站随机招募乘客作为受试者，通过是否持有车票、是否自己报告曾经逃票、是否刚缴纳完罚款三种方式判断其是否在现实中有过不诚实行为（逃票），依照其在现实中的诚实度将受试者划分为不同类别，在实验室设计了经典的掷骰子实验和公交模拟游戏实验两个实验，以检验受试者在实验室中的行为特征，通过对比不同类别的受试者在实验室实验中的表现和特征，验证实验室行为和现实行为的相关性。

 

　　文章的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通过比较逃票者和非逃票者在实验中的表现，能够研究有不诚实行为的人在不同的实验环境下是否依旧会说谎，以验证受试者在实验室和实地两种形式下行为的一致性，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实验室实验中的被试行为能够预测其现实行为。第二、研究不诚实行为的客观度量、自我承认和实验室度量的一致性，是客观度量还是自我承认与实验度量出的不诚实行为更相关，从而研究形象关注（image concerns）对不诚实行为的影响。第三、研究罚款是否能够发生作用，即罚款是否会对人们不诚实行为有影响。第四、更好的了解逃票者的道德观念和个体特征。

 

二、实验设计

 

　　（一）招募程序

 

　　实验在法国里昂进行，为期9天，一共招募了279名受试者。招聘人员在市中心购物中心的车站前，等待有轨电车和公交车到达时招募下车的乘客。受试者被告知是一项关于公共交通的研究，大约花费45分钟，回答一些问题，研究是匿名的，并且不需要专业知识，便能够得到至少25欧的礼品券。如果乘客答应参加，便会被告知需要保管好车票，以便在实验结束的时候为他换一张新车票。

 

　　随后受试者被带到距离车站60米左右的移动实验室，实验室的桌子用活动隔板隔开，每个受试者在平板电脑上答题。实验完成后会被带到另一个单独的房间，给受试者发放礼品券，并问受试者是否有验证过的车票，可以用这张使用过的车票免费换一张新的车票。一共有244名受试者参加。

 

　　为了检验罚款的影响，还从罚款缴费办公室（Fine Collection Office）招募了35名刚缴完罚款的受试者，被发现逃票但是没有当场缴纳罚款的人需要在罚款缴费办公室缴纳罚款。这些乘客在缴纳罚款后立即被邀请参加实验，其余程序与前述相似。

 

　　（二）实验内容

 

　　实验包括四个任务，均在电脑上进行，并且在每个部分开始前都有实验说明。

 

　　第一部分：风险、模糊性和损失态度测试

 

　　这部分依照Eckel和 Grossman’s (2008)、Eckel et al. (2012)等人的实验方法设计彩票实验，以确定实验者对待风险、模糊性和损失的态度。

 

　　第二部分：掷骰子实验（Die-Under-Cup Task）

 

　　借鉴Fischbacher和Föllmi-Heusi (2013)的实验程序，设计了一个掷骰子实验。受试者在一个杯子内掷骰子，结果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到，杯中的骰子为六面，有红黄蓝三种颜色，每种颜色出现的概率为三分之一，骰子向上面的颜色决定了受试者的收益，蓝色为0欧、黄色为3欧、红色为5欧。每个受试者掷两次骰子并且在电脑上输入每次掷骰子结果，第一次掷骰子的结果决定了收益，第二次的结果与收益无关。这项实验使得能够在总体上收集关于完全诚实、部分和完全不诚实的信息，并且与以往用六面均不相同的骰子的实验相比，本研究只有三种可能的结果，统计解释力更强。

 

　　第三部分：公共交通模拟游戏（Public Transportation Game）

 

　　在这个游戏中，受试者模拟乘车并决定是否购买车票。车辆共停靠7个车站，无论其目的地是哪一站，票价均为1.7欧（同实际车票相符），受试者通过乘车获取受益（这与实际中因为乘车节省时间相符合）。我们设计了两个处理组，第一组为“收益可变组”（Variable treatment）有144个受试者，受试者的收益随着乘车的距离而增加，每站增加2欧，期望收益为8欧。第二组为“收益不变组”（constant treatment），共有135个受试者，受试者的收益为8欧，与乘车的距离无关。设置可变组的目的是检验是否相对收益增加的情况下会更可能说谎。结果发现，两个处理组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将两组合并进行数据分析。为了与第一个掷骰子实验具有可比性，受试者在这个实验中被告知没有查票机制，即说谎不会受到惩罚。由于先前有研究证明环境设定对影响人的行为(Cooper et al. 1999)，这部分我们将研究逃票者和非逃票者在模拟情境中的诚实行为表现是否会不同。更重要的是，与掷骰子实验相比，这项任务可以使我们在个体层面衡量受试者的不诚实行为。

 

　　第四部分：问卷

 

　　最后一部分为问卷，问卷调查了受试者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特征（年龄、性别、收入、地位、居住地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况（频率、时间）以及他们对逃票的看法和态度。

 

　　最后支付实验报酬，受试者的收益在25欧到110欧之间，平均为60欧。

 

　　（三）不诚实行为的度量

 

　　对于不诚实行为的度量，本研究一共采取了两种实验室实验方式和三种实地方式来衡量。

 

　　实验室方式：（1）第一个是掷骰子实验，通过受试者报告的骰子颜色出现概率的总体分布和理论分布（每种颜色为三分之一）进行对比，可以从总体层面上评估受试者的不诚实程度。（2）第二个是公共交通模拟游戏实验，通过观察受试者在游戏中是否不买票、乘坐多久不买票，从个体层面上评估受试者的不诚实行为。

 

　　实地方式：（1）检验受试者是否在实验结束后能够出示一张刚刚乘坐过的车票（与Bucciol et al. 2013的方法类似）。这一行为的动机也有可信度，由于里昂的公交系统规定，车票仅在一个小时内有效，所以实验者提出用一张新车票对受试者参与实验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是合理的。并且在招募时，招募人员会特意提醒受试者保留好车票，受试者不太可能在路上将车票扔掉。这样我们可以将无法出示车票的人认定为逃票者。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这种方法只能识别出恰好当天逃票的人。

 

　　（2）问卷中的自我承认（self-reports）。受试者在问卷中被要求回答“在10次乘车中有几次没有买票”。我们将自己承认“10次中至少有1次没有买票”的人认定为逃票者。这样做的优点是，由于受试者没有动机谎称自己是逃票者，将自我报告没有买票的人归为逃票者是比较可信的，缺点是顾及自己形象的人（image-concerned）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逃票。

 

　　（3）刚因为逃票缴过罚款的受试者。实验从罚款办公室招募了一些因为逃票被抓但没有现场缴纳罚款而在办公室缴纳的人，单独分析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表现可能与其他受试者不同，可能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可能会表现的更为诚实，因为他们刚刚因为逃票被罚款，受到了“教育”，第二种可能会表现得更为不诚实，由于损失弥补的心理，想要通过实验奖励弥补刚刚的罚款损失。

 

三、实验结果

 

　　实验的分析思路如下：首先，文章分析掷骰子实验是否与之前文献的发现相一致；随后，分析在掷骰子实验中，逃票者和非逃票者两个群体中的表现，验证实验中的不诚实行为是否与现实中的不诚实行为相一致；其次，比较受试者在公交模拟游戏中的不诚实行为与现实不诚实行为间的关系；最后，汇报了以学生作为样本的实验结果。

 

　　（一）掷骰子实验：对待不诚实态度的多样性

 

　　同以往研究一样，发现了受试者的不诚实行为，骰子颜色分分布显著异于均匀分布（p<0.001），11.11%的受试者汇报了蓝色（收益最低，为0欧），51.97%的受试者汇报了红色（收益最高，为5欧），两者均匀33.3%的理论值显著不同（p<0.001），36.92%的受试者汇报了黄色（中间收益，为3欧）。此外，还发现“部分说谎”行为的存在（即受试者会谎报颜色以提高收益，但不是收益最高的红色而是谎报收益居中的黄色）。

 

　　（二）现实中的不诚实行为与掷骰子实验的说谎行为的关联性

 

　　将受试者分为四种类型：自我报告为逃票者且没有持有车票（69人）（No ticket&Self fraudster）、自我报告为非逃票者但持有车票（65人）（Ticket&Self fraudster）、自我报告为非逃票但没有车票（33人）（No ticket&Self nonfraudster）、自我报告为非逃票者且持有车票（77人）（Ticket&Self nonfraudster）。图1和表2展示了不同类型的受试者的掷骰子实验的分布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无论采用何种逃票的定义，逃票者和非逃票者在掷骰子实验中都会高报好的结果、低报坏的结果。

 

　　从图1可以看出无论是逃票者和非逃票者都会倾向于错报骰子颜色，以求对自己有利，最后使得红色出现的概率显著高于理论概率33%，蓝色出现的概率显著低于理论概率33%

 

　　结论2：真实情况下的逃票行为与骰子实验的说谎行为有关；实际的逃票者（无法出示车票的人）比自己承认的逃票者相关性更强。

 

　　从图1可以看出无票的人比有票的人说谎更多，自我报告逃票的人比自我报告未逃票的人说谎更多。没有车票的人比有车票的人谎报红色显著的多，报蓝色显著的少；自我报告逃票的人比自我报告未逃票的人报告蓝色显著的少，但是谎报红色的概率相似。未持有车票且自我声称是逃票者的人，报告红色的比例最高，报告蓝色的比例最低。

 

　　结论3：自我报告逃票次数越高的逃票者，汇报红色的比例越高；偶尔逃票的人（即持有车票但承认自己有时逃票的人）倾向于部分说谎而不是完全说谎。

 

　　自我承认逃票3次以上的人汇报蓝色的概率明显低于自我报告未逃过票的人。对于持有车票但是自我承认有过逃票经历的人，他们汇报黄色的概率显著高于理论概率，而不是红色，表明这群人更倾向于部分说谎。

 

　　结论4：刚付过罚款的人比未持有车票的人说谎要少。

 

　　表2 可以看出，刚付过罚款的人其掷骰子的概率分布同持有车票的人的分布相似(p=0.841)，与未持有车票的人分布明显不同（p=0.040）

　　此外，文章还进行了logit回归分析（如表4所示），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受试者的社会经济特征、行为特征以及他们对待诚实的道德观念。结果发现，逃票者的行为与非逃票者的行为显著不同，进一步证明了没有票的受试者更倾向于说谎，自我承认的逃票者更倾向于部分说谎（即汇报黄色更多），刚缴纳过罚款的受试者更诚实。

　　（三）现实中的不诚实行为与公交模拟游戏中逃票行为的关联性

 

　　结论5：公交模拟游戏中的不诚实行为与掷骰子实验中的有所不同：

 

　　（a）自我承认逃票的受试者要比没有车票的受试者相关性更强；（b）在自我报告没有逃票的受试者中没有车票的人行为表现同有车票的人相同；（c）刚付过罚款的受试者并没有比未持有车票的人表现的更诚实

 

　　在这个游戏中，可以观察到受试者在每一个站点是否选择买票，因而用逃票率（rate of ticket fraud）来度量不诚实。将游戏中总是买票的人定义为“完全诚实的人”（fully honest）、从不买票的人为“完全不诚实的人”（fully dishonest）、至少一次不买票的人为“部分诚实的人”（partially dishonest）。

 

　　由表5可知，与持有车票的受试者相比，未持有车票的受试者在游戏中的逃票率更高，完全不诚实的人占比更多。与自我报告未逃票的受试者相比，自我报告逃票的受试者在游戏中的逃票率更高，完全不诚实和部分不诚实的人占比更多。未持有车票且自我报告逃票的受试者在游戏中是最不诚实的，其次是持有车票但自我报告逃票的受试者。支付罚款的受试者在游戏中的逃票率高于自我报告逃票的受试者，但是低于未持有车票且承认自己逃票的受试者。

　　同时，文章通过logit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公交模拟游戏中，自我报告逃票更能预测实验中的不诚实行为，而是否持有车票的相关性相对小些。这与掷骰子实验的结果略有不同，一个可能的解释为：与掷骰子实验相比，公交模拟游戏会给受试者一种被审查的感觉，受试者认为实验者事后可以看到自己的实验信息，这可以解释没有持有车票但是自我报告未逃过票的受试者，在掷骰子实验中说谎更多，但在公交模拟游戏说谎少。对自我形象的考虑（image concerns）使得这部分人在能够被事后审查的实验中说谎更少。

　　（四）掷骰子实验和公交模拟游戏的比较

 

　　

 

　　如下图所示，回归结果支持了前面的结论。是否持有车票是对实验室不诚实行为一个好的度量，在掷骰子实验和公交模拟游戏中都成立，但是是否自我报告诚实只在公交模拟游戏中是比较好的度量。

　　（五）补充实验：学生样本

 

　　随后，研究又用学生样本做了一个补充实验，招募了192名学生作为受试者，进行了掷骰子实验。与前面部分的研究相比，对于现实不诚实行为的度量方法略有不同，采用的方法是：在实验结束后给受试者支付的报酬多于其应得的报酬，通过观察受试者是否将多余的钱还回来判定其为诚实还是不诚实的人。

 

　　结论6：同前面的实验相似，不诚实行为有多样性，实验室的不诚实行为与现实中的不诚实行为相关。

 

　　整体而言，受试者汇报的骰子颜色分布与理论分布明显不同。由图3可知，不还钱的人（即现实中不诚实的人），报告蓝色的概率更低，报告红色的概率更高。不还钱的人（即现实中不诚实的人）与还钱的人（即现实中诚实的人）的分布有显著差异。

四、讨论与结论

 

　　文章的主要发现有：（1）同已有文献一样，发现了人们不诚实行为的多样性。此外，还发现了受试者在实验室的不诚实行为与在现实生活中的不诚实行为是基本一致的，这意味着实验室实验中的被试行为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其现实行为。（2）在乎面子的人（image-concerned people）当感受到被监视时会隐藏其不诚实行为。（3）刚刚因逃票被查支付过罚款的受试者比起其他逃票的受试者在掷骰子实验中会更诚实，但在公交模拟实验中并没有表现的更诚实，这也说明了环境的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

 

　　实验方法近来备受关注，关于实验方法的外部有效性问题（external validity）也一直是焦点话题。从政策制定的角度，验证是否能够通过实验的方法预测不诚实行为的潜在机制，探究有效的政策干预方式，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实验方法的外部有效性，说明通过实验得到的结论可以为现实中的政策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具有方法论上的贡献。

 

Abstract

 

We conduct an 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 using a diversified sample of passenger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study attitudes toward dishonesty. We find that the diversity of behavior in terms of (dis)honesty in laboratory tasks and in the field correlate. Moreover, individuals who have just been fined in the field behave more honestly in the lab than the other fare dodgers, except when context is introduced. Overall, we show that simple tests of dishonesty in the lab can predict moral firmness in life, although fraudsters who care about social image cheat less when behavior can be verified ex post by the experim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