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刘欣

原文信息：Li, H., and Zhou, L.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1743-1762.

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2010). 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逻辑挑战和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第12期, 13-26.

姚洋，张牧扬，(2013). 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第1期，137-150.

 

中国经济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高速增长，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支文献侧重从财政分权的财政激励——市场保护的财政联邦主义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Qian and Weingast, 1997）；另一支文献则侧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之谜。本文梳理了后一支文献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即中国经济奇迹的三种政治经济学解释。

 

一、Li and Zhou (2005)：经济增长的政治锦标赛

 

Li and Zhou (2005) 的研究较早通过实证证据提出“中国存在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官员政治锦标赛”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利用ordered probit model 和1979-1995年省级层面（省长与省委书记）的数据， 发现地方官员辖区内的GDP增长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同时，官员晋升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在职期间当地GDP的移动平均增长率，而非某一年的特定情况（如表1所示）。文章解释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可能正是来源于地方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

 

具体来说，作者通过对背景的梳理，认为辖区内经济表现可能作为晋升的重要考核指标，同时M型多层级政府管理框架和官员内部封闭的劳动市场为政治锦标赛提供了制度基础。他们将1979-1995中28个省级行政单位的254名省级长/省委书记的信息进行整理，形成了864个省官-年份观测值。将官员的职位变动路径区分为：离职（包括退休）、平级调动以及晋升。在控制了官员的教育，年龄，任期，中央任职经历以及省级特征、年份哑变量等信息后，着重关注GDP增长对于官员调动情况影响。主要结论如表1所示：当年GDP增长率 和任期内移动年均增长率对于政治晋升有明显正向影响 。在后续的稳健性检验中，该结论依然成立。随后，作者还发现当辖区内GDP增长高于邻近省份时，省级地方长官的晋升概率也增大（Chen et al.,2005）。

 

“经济增长的政治锦标赛”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该结论被广泛应用于相关研究中。还有后续研究在其基础上作补充和完善，例如（王贤彬和徐现, 2008, 2010;Chen and Kung, 2016)。

 

 

二、姚洋和张牧扬（2013）：官员的个人效应

 

姚洋和张牧扬（2013）利用1994-2008年18个省241个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数据，分析了地方官员对于经济的贡献，从中分离出官员的个人效应。其研究发现：官员的个人效应对于其晋升有显著影响；而当控制了官员个人效应时，相应官员在任职期间的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晋升没有显著影响；且个人效应随年龄增长的重要性增强；对市长的晋升更加明显。

 

除了处于同一城市的官员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官员的跨辖区调动使得即使处于不同城市官员的个人效应也可以比较。通过官员跨辖区调动，作者构造了包含85个城市、558名官员一共2242个官员-城市观测值。他们发现官员的个人效应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达到27%。将估计出的官员个人效应，即官员个人对经济的贡献率转化为范围在[0，1]之间的顺序变量，定义为官员的个人顺位。作者发现，利用LMP或者MLM模型，无论是基于年度，基于任期，还是基于官员的整个政治生涯进行回归，官员个人顺位变量对于其政治晋升的解释力度均强于当地GDP的增长率（如表2所示）。进一步，通过比较各个年龄段处在官员顺位首位和末位的官员的晋升概率之差，作者发现个人效应对晋升概率的作用得到强化。通过分样本比较市委书记和市长情况，发现官员个人效应对于晋升的作用在市长的样本中更加显著，作者将其解释为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分工不同——市委书记主要负责人事工作和大局方针；市长主要负责政策制定和实施，所以对其经济贡献更为看重。

 

在控制了官员的个人效应时，可以发现官员个人效应对其晋升概率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度，而此时GDP增长率对官员晋升不再有显著作用。同样关注官员个人特征对其晋升影响的研究还有刘明兴（2018），其利用官员任职经历和赫芬达尔指数的变形，构造对“官员通才程度”的衡量，结论发现官员越通才，其晋升的可能性更大。

 

 

三、陶然 等 （2010）：质疑“经济增长的政治锦标赛”

 

从一定程度上看，姚洋和张牧扬（2013）的结论反驳了Li and Zhou (2005)的结论；但究其相同点，同样落脚于官员对经济的贡献。而陶然等（2010）的研究则是在机制逻辑和实证角度反驳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政治锦标赛理论框架。

 

通过实地调研的结论，陶然等（2010）认为与GDP挂钩的干部考核体系实际并不存在。其次，其从逻辑上指出可能并不存在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政治锦标赛”。首先，集权政治体系的权力配置不可能遵循“政治锦标赛”的规则——上级政府将失去对下级任命的控制权。其次，如果GDP确实为官员晋升的考核指标，那么地方官员存在激励去认为扭曲GDP，进而使得GDP的作为考核指标的可信度不足。第三，作者认为讨论政治锦标赛不应当将政府层级选取在省级。相较于省级政府，市级及以下层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强。第四，作者认为Li and Zhou (2005)的结论中忽视了政治网络强度的影响。第五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中国的GDP统计始于1985年，其以前年度的GDP是通过推算得到。利用这样的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否可信还有待商榷。最后，作者认为，除了政治锦标赛，中国的央地关系和政企关系变化同样可以解释经济高速的增长。

 

在实证上，作者对Li and Zhou (2005)的结论进行了省级实证重估。按照其原有框架对数据进行了核对和补充，并在完善了编码之后进行了与Li and Zhou (2005) 完全相同的回归，发现经济表现对于省级官员的晋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在进行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发现经济增长对于官员的晋升不具有解释力度（如表3所示）。虽然在该研究，作者并未明确提出其他对于官员晋升具有明显作用的因素，但其间接表明存在其他官员晋升的因素，例如政治关系网络。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出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高速增长构建政治经济学框架任重道远，但应该保持警醒，不应该用内生于转轨过程的体制去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总结

 

本文梳理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三种观点。总的来看，Li and Zhou (2005)的结论是影响最广的观点，随后的文章要么应用了其观点，要么例如姚洋和张牧扬（2013）、陶然等（2010）在不同程度上对观点进行了修正乃至反驳。正如陶然等（2010）在文末总结的那样，为中国经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构建解释框架，这一工作既充满了挑战，也满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