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证据

推文人 | 朱欢

推文信息：Yimeng Du, Kenji Takeuchi. Can climate mitigation help the poor? Measuring impacts of the CDM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9, (95):178-197.

 

这项研究表明了减轻气候变化的投资是否有助于减轻贫困。我们调查了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清洁发展机制（RE-CDM）项目对中国农村社区的影响。RE-CDM项目的影响是通过将倾向得分匹配与差异区别方法相结合来估算的。我们发现，以生物质能为基础的CDM项目对中国农村社区的收入改善和创造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的估算结果还表明，基于风能的CDM项目具有增加农村地区第一产业的收入和劳动力份额的潜力。这些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影响收入的不同渠道。

 

CDM的简介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核心内容是允许附件1缔约方（即发达国家）与非附件1（即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CDM项目多以风电、水电和太阳能项目为代表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截至2016年08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全部CDM项目5074项，其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达到3733个。

 

已有研究的概述

 

可再生能源是否可以减少农村贫困？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核心内容是允许附件1缔约方（即发达国家）与非附件1（即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促进可持续发展。其中可持续发展SD包括：社会效益（减贫，促进就业，提高教育服务）、经济效益（工业互动、生产率提升、技术创新）和环境效益（空气、水、土壤等）。

 

已有的研究检验了CDM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SD目标，已有的研究表明CDM项目有利于东道国的发展，尤其是在小规模的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上，为地区减贫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许多现有研究已经研究了CDM可以实现其SD目标的程度。有积极发现的研究表明，清洁发展机制以不同的方式促进了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清洁发展机制下，小型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似乎为减轻贫困提供了最佳前景（Brunt和Knechtel，2005；Newell等，2011）。但是，在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好处时，Olsen和Fenhann（2008）得出结论，在对744个项目设计文档（PDD）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项目类型比小型和大型项目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Wood（2011）证实，涉及节能或可再生能源的灶具的CDM项目为穷人创造了实质性收益，主要是通过显着改善房屋内的空气质量并减少家庭的燃料支出。Wang等人（2013）通过投入产出法评估了就业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太阳能项目具有最大的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而水电项目则带来了失业的机会。相比之下，Mori-Clement（2019）研究了CDM项目对巴西市政当局SD的影响，发现只有水电项目才有助于长期减少贫困。Weitzel等（2015年）认为，较大的CDM项目和更先进的技术更可能涉及技术转让。许多研究人员还研究了CDM项目对技术转让的影响（Seres等人，2009; Wang，2010; Zhang和Yan，2015; Tang和Popp，2016; Huenteler等人，2018;和Hayashiet等人，2018）。特别是，Tang和Popp（2016）观察到，项目开发人员的经验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共同学习导致了中国CDM项目最大的成本降低和容量因子改善。

 

但是，一些研究人员建议中性甚至负面的SD影响。例如，Zhang和Wang（2011）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算了清洁发展机制对减少中国本地空气污染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清洁发展机制对降低SO 2排放没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影响。另一方面，Pillay（2015）通过研究南非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样本，得出结论，清洁发展机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严重偏向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对健康，教育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视却很少。其他研究的结果也表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无助于减贫和创造就业机会。Sirohi（2007）指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是模棱两可的，并建议使清洁发展机制成为“双赢”的扶贫战略，其项目应在农村社区一级实施。Sutter和Parreno（2007）在评估了16个正式注册的CDM项目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到1％的CDM项目可能对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Subbarao和Lloyd（2011）研究了500个注册的小型CDM项目，涉及就业，移民，电力供应，卫生，当地资源使用，当地环境和利益相关方认知等领域。他们发现，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对当地社区的就业产生了适度的影响。Crowe（2013）研究了114个CDM项目的扶贫收益，结果表明，将近74％的项目被归类为在当地社区没有提供扶贫收益。Dirix等人（2016）回顾了关于清洁发展机制对东道国社区的扶贫利益的实证研究，认为清洁发展机制未能提供减轻贫困的措施。通过评估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对秘鲁可持续发展的事后量化影响，Pécastaing等人（2018）表明CDM投资对家庭消费支出影响不大，对就业或减轻贫困没有影响。

 

总而言之，先前的研究在清洁发展机制活动是否真正对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方面没有得出结论性的结果。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旨在评估CDM对所在国农村社区的社会效益。我们特别关注收入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以及产业结构变化作为社会效益的指标。根据CDM提交的PDD评估，UNFCCC得出结论，项目开发商声称的最显着利益是通过创造就业和减轻贫困来刺激当地经济（Dirix等，2016）。此外，消除贫困也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联合国，2012年）。

 

这项研究的贡献可以概括如下：目前，有两种主要的方法来研究CDM的SD收益：（1）投入-产出方法或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Wanget等，2013；Timilsina和Shrestha，2006）；（2）分析方法，这些方法通常依赖于项目的广泛调查或PDD（Olsen和Fenhann，2008；Subbarao和Lloyd，2011；Crowe，2013）。虽然Pécastaing等（2018）和Mori-Clement（2019）分别使用双重差分法（DID）方法研究了秘鲁和巴西的CDM项目的SD收益，他们的研究在涉及的项目类型和数量方面受到限制，和研究期限的调查。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我们将固定效应DID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PSM）结合使用，研究了中国农村社区RE-CDM项目的社会效益。中国已成为CDM项目最大的托管国，并为研究CDM项目提供了最佳环境。各类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影响。

 

我们还通过对估计结果进行严格的稳健性检查为文献做出了贡献。在我们的背景下，如果CDM项目的选址是基于主办国的预期增长，那么选择偏见就很重要。为了确认是否是这种情况，我们对匹配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基线特征差异进行了平衡测试。我们还估计了主要模型，这些模型具有基线特征和年份假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作为对增长趋势进行说明的稳健性检查。此外，我们通过采用马氏距离匹配（MDM）方法来检查通过PSM-DID方法获得的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此外，我们调查了常规火电项目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与我们的主要结果进行比较。

 

这项研究的另一项贡献是，我们的发现为同时实现缓解气候变化和减轻贫困的目标提供了政策启示。当务之急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下的减贫目标，同时履行《巴黎协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因此，我们的研究涉及有关减贫和环境保护的文献。通过使用基于卫星的森林覆盖率估算，Sims（2010）发现保护区增加了泰国的平均消费并降低了贫困率。另一方面，Sims和Alix-Garcia（2017）估计了保护区和生态系统服务付款的影响，并确认前者对生计产生了中性影响，而后者则导致了较小的贫困缓解。米克斯等（2017）估算了尼泊尔家庭采用沼气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他们的结果表明采用沼气可以减少森林覆盖率的损失以及薪材的数量收集并购买。我们通过侧重于需要大量投资和劳动力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来补充这些研究，从而对农村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这项研究的主要结果是RE-CDM对减轻贫困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以生物质能为基础的CDM项目可以为中国农村社区带来收入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例如，实施基于生物质能的CDM项目可使农村居民的年收入增加5.75％。此外，我们发现风能项目可以帮助增加收入和增加农村社区第一产业中工人的比例。这些发现表明，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投资可以在减轻贫困方面同时发挥作用。

 

研究背景

 

（1）收入不平等

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农村人口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截至2015年，工资性收入已增加到农村居民总收入的43％左右，而来自第一产业的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已下降到29％左右。这一变化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已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农村地区的工作机会范围相对较小，工资较低，因此失业率较高。这些困难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其登记的居住地迁移并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截至2017年，农村移民劳动力总存量估计约为2.86亿，占中国总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NBSC，2018年）。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不仅增加了城市的负担，而且在农村地区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心理健康和留守儿童的教育，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以及农业生产率的下降。（中国劳工通讯，2016年）。为了缓解中国农村的这些问题，政策制定者致力于通过为农村社区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来改善就业环境。

 

（2）农村贫困与可再生能源

 

最近，中国政府促进了农村地区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通过制定国家可再生能源促进政策，例如SEPAP和“十三五”农村生物质能发展计划，新能源产业已准备好利用农村广阔的发展空间。预计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将吸引国内外投资以及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农村地区。此外，获得更清洁和负担得起的能源选择可以通过改善农村家庭的生活条件和改变当地企业的生产结构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此外，可再生能源行业可以集中精力对低技能和低收入工人进行再培训。例如，截至2014年12月，青秀县12共有16,542名农村居民接受了有关可再生能源的职业培训，其中15,308名通过考试制度获得了国家职业资格。

 

到2020年，预计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将为近百万人提供就业机会，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建筑，运营，服务，运输，管理，教育，培训，咨询和其他相关工作。

 

同时，随着能源危机的加剧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气候政策已成为中国政府在近十年来的重要议事日程。在中国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为中国提供了切入点RE-CDM。此外，采用RE-CDM项目可以为东道国带来更多的外国投资，最终推动当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中国已成为CDM项目的全球最大托管国。从2005年到2012年，中国总共注册了2983个CDM项目。在已注册的CDM项目中，可再生能源项目所占份额最大，约为82.7％。其中，风电项目占40.6％，而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其他项目分别占约5.2％和1.6％。

 

农村郡县由于其稀疏性而吸引了与RE-CDM部署有关的大部分投资,人口众多，拥有可再生能源，并且足够宽敞，可用于风电场等土地密集型开发项目。截至2012年，中国共有461个农村县采用RE-CDM活动，其装机容量约占RE-CDM总装机容量的86.8％。图2描绘了RE-CDM项目在地级上的累积装机容量分布。RE-CDM项目在各地区之间分布不均，但主要集中在拥有大量可再生能源的地区，即北部，东北和西北地区。

 

社会效应的数据和方法

 

（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来衡量RE-CDM活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

 

（2）农村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农村创造就业机会的指标

 

（3）农村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的份额来捕捉RE-CDM对工业转型的影响

 

实证模型和匹配原则

 

为了研究RE-CDM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我们获得了有关RE-CDM项目的建设时间和地点，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地区从业人员比例以及每个县的其他特征的信息。用于分析的面板数据覆盖了中国1955个农村县，包括三类变量，即社会效益，县级特征和RE-CDM项目的特征。本研究的样本期为2002年至2011年，而2002-2004年为往年，因为第一个CDM项目于2005年注册。应用匹配之后，82％的县拥有2002年至2010年的完整面板数据，从2002年到2011年，有48％的县拥有完整的面板数据。我们将数据限制在2011年之前，因为我们专注于RE-CDM项目的短期影响，而避免评估可能对结果指标产生的长期影响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从长期来看，结果变量可能会受到技术发展，人力资本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要研究CDM的长期影响，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2005-2011年县级地区拥有RE-CDM项目的为处理组；没有RE-CDM的县为控制组。数据来源：县级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发改委官网。

 

实证结果

 

作者采用PSM-DID和MSM-DID模型。首先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估计结果：

作者采用PSM-DID和MDM-DID的估计方法，研究发现RE-CDM项目与农村居民收入、农业人口的就业率以及农村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的份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尤其是生物质能和风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极大地刺激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随后，作者又按照每个地区拥有1个项目、2个项目和3个及其以上项目进行分析和火力发电厂对该项目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参见原文）。

 

结论和政策建议

 

着眼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带来的社会效益，我们研究了RE-CDM是否在农村居民收入，就业机会和产业结构转型方面改善了中国农村社区。此外，为了了解哪种能源可提供更高的社会效益，我们的研究调查了各种可再生能源产生的影响。

 

我们的结果表明，RE-CDM项目可以为东道国的收入和就业做出贡献。通过采用生物质能，农村居民的年收入增幅为5.75％，而采用基于风能的RE-CDM项目，增幅为4.52％。此外，我们发现并非所有可再生能源技术都以相同的方式为社会带来贡献。基于生物质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增加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方面具有最大的潜力。结果表明，与其他类型的能源相比，生物质能项目为非技术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反，基于风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通过将劳动力吸引到第一产业来促进农村发展。

 

气候变化对减轻贫困构成了直接和间接的威胁（世界银行，2015）。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评估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活动是否可以减轻中国农村社区的贫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CDM下采用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为减少贫困和解决全球外部性提供有效的方法。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特别是当地社区的生物质能和风能的发展，有可能以支持低碳增长的方式减少贫困。提供清洁电力和获得现代能源服务的途径，还可以通过改善健康、福利，获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并在减少污染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从而为其他类型的社会福利做出贡献。

 

尽管我们的研究证实了RE-CDM在协助东道国促进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但仍需进一步调查以了解缓解气候变化与减贫战略之间的联系。例如，重要的是比较国内可再生能源项目和RE-CDM项目的社会效益，以评估不同投资渠道的有效性。我们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性是尚未考虑RE-CDM的长期影响。从长远来看，未来的研究应该捕捉RE-CDM与农村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性。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investment i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contribute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the renewable energy-based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RE-CDM) projects on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The impacts of RE-CDM projects are estimated by combin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ith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We found that the biomass-based CDM project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income improvement and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Our estimation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wind energy-based CDM projects have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income and the share of labor force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in rural areas. These results suggest differe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ffect in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