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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班级”社交网络视角
推文人 | 于翠婷
推文信息:李长洪,林文炼.“近墨者黑”:负向情绪会传染吗?——基于“班级”社交网络视角[J].经济学(季刊),2019,18(02):597-616.
推文摘要
研究他人的负向情绪是否会传染给本人的关键在于:一是社交网络范围的划定;二是界定负向情绪的传染是因果关系,抑或仅是相关关系。本文利用2013-2014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基于“班级”社交网络视角,发现班级平均负向情绪(除本人外)对班级内个体的负向情绪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同一个班级内,负向情绪是会传染的。分样本回归发现,在社交频繁度高的学生和女性学生中,“负向情绪会传染”这一现象更为显著。
引言
近年来发生的“富士康连跳事件”和“中学生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界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该群体性负向情绪的螺旋现象引起了对负向情绪传染性问题的深思:负向情绪是否真的会传染?绝大部分学者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能够相互传染的(Walter and Bruch,2008)。理论上,情绪会传染的诱导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诱导机制,当观察者对他人的情绪表现行为产生认知之后,其原有的情绪状况会受到刺激并直接发生转变。二是间接诱导机制,包括:模仿-回馈机制、联想-学习机制、语言调节-联想机制、认知机制。但目前关于情绪传染性的经验研究并不多,刘斌等(2012)研究发现社区内平均幸福感对社区内个体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反之Tuman and Zeydanli(2015)研究发现与受访者相关的其他被调查者的平均快乐程度不会显著影响受访者的快乐程度。前期文献在研究情绪是否会传染这一问题时产生了分歧。
数据来源、模型建立与识别策略
数据来源:来自2013-2014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以初中一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基线调查共调查了约2万名学生。调查的内容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学生家长的基本信息、社区环境、班主任的基本信息以及学校的基本信息等。
控制变量Corr表示与关联效应相关的特征变量:学生、家庭和父母行为特征变量。
实证结果分析
表1结果表明,他人的负向情绪对本人的负向情绪均呈显著正向影响,即负向情绪会传染。
在表1的基础上,表2进一步控制与情境效应相关的特征变量。结果表明,控制与情境效应相关的特征变量后,在同一个班级内,除了抑郁,他人的负向情绪对本人的负向情绪仍呈显著正向影响。之所以出现“ 抑郁情绪无法传染”的原因可能是抑郁比沮丧、不快乐、悲伤或者生活没意思严重得多,不易传染给他人,也可能是与情境效应相关的特征变量能消除“抑郁情绪的传染”。
在表2的基础上,表3进一步控制与关联效应相关的特征变量。结果表明,控制与关联效应相关的特征变量后,除了抑郁,他人的负向情绪对本人的负向情绪仍呈显著正向影响。即使控制与情境效应和关联效应相关的特征变量,负向情绪仍会传染。
交流是学生间双向选择的结果,我们从主动交流和被动交流两个角度,研究负向情绪的传染在不同社交频繁程度的组中是否存在差异。
主动交流的计算公式:主动交流频繁程度高的组=学生想跟人聊天时,首先会找同学或朋友;主动交流频繁程度低的组=学生找的是父母、某个亲戚、学校老师或者没人可找。被动交流的计算公式:被动交流频繁程度高的组=学生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完全同意或比较同意);被动交流频繁程度低的组=学生不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完全不同意或比较不同意)。
无论是主动交流,还是被动交流,负向情绪的传染在不同社交频繁程度的组中存在差异。具体为:负向情绪更容易传染给频繁程度高的组中的学生,不容易传染给频繁程度低的组中的学生;在频繁程度高的组中,若学生有好朋友与其同班,负向情绪的传染会明显。若学生没有好朋友与其同班,负向情绪的传染不明显。从性别差异上看,负向情绪也更容易传染给女生(见表4)。
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已有情绪传染性的实证文献大多关注正向情绪的传染,而鲜少关注负向情绪。第二,社交网络的划定。已有文献将社交网络划定值得商榷,而CEPS采访地点具体到班级层面,在同一个班级里,学生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其社交网络较为密切,这为研究负向情绪的传染性问题提供了恰到好处的区位空间。
Abstract
Using data on students` self-reported negative emotions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cademic Year 2013-2014), we find that negtive emtions are contagious based in a perpective of class social network. A battery of robustness tests confirms this causal impact. Girls and students with more social communication within class are more resposive to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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