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经济学术圈已经推送了70多篇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文章，共计20多万字，其中，不仅有前沿论文解读，还有推文者自己的原创文章。这些推文也几乎包含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最前沿研究内容，30多位推文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宏观经济学的“饕餮盛宴”。我们从70多篇宏观经济学推文中挑选了60多篇集合成册，以方便“香粉”和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阅读。[1]

香樟经济学术圈已经成立了5年，推文也超过1000篇，“香粉”超过60000（仍在继续增长）。香樟推文甚至已经成为很多经济学者每天的必读内容。但我们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它吸引着、指导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踏入经济学的研究“征途”中，我们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初，我们开始关注“香樟经济学术圈”。那个时候，我（许文立）刚刚进入武汉大学读博，许坤刚刚进入安徽大学读硕士。由于前期基础较差，我们几乎对经济学研究一无所知。何为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前沿是什么？哪些经济学家是大牛？对于那时的我们而言，一点概念没有，因此迷茫、彷徨。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个微信提醒真是“奇怪”：无论我看与不看，它每天早上必会提醒我“他来了”。我看了，我几乎每天在床上躺着看完每一篇推文。渐渐地，我了解了经济学研究是什么形式了，我知道了某些领域会经常出现一些“老司机”，我知道了Daron Acemoglu原来是当今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于是，我的第一篇香樟经济推文就选择了大A的“The ups anddowns of Turkish growth，2002-2015”。现在，我也踏入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领域。

又是樱花三月！2015年至今已整整三年。三年香樟情，十里樱花境。回想三年前，身处“世外樱园”，卧床研读香樟文，踱步于珞珈山道，品味着樱顶老图的武大历史，细细聆听着“十八栋”里传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声音。

心怀这份“叮嘱”，每每经过张培刚铜像前，不经想起经济学大师们的神来之笔。《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1949，影印本）更是被张五常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R. 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如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张五常，2002）

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文一，2015）。随着38年的超高速增长，使得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震撼了全世界。正如Blanchard（2017）所说：“中国每天都会出现在新闻里。它已经越来越被当作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专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问题。[2]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地区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较少。[3]这引起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年轻的学者或学生没有恰当地认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趣味与重要性。因此，本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向中国内地的经济学者介绍一些宏观经济学的前沿信息，并试图吸引一些有志于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年轻学者与学生。

现代宏观经济学开始于凯恩斯的《通论》（1936），至今已经发展了80多年。无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还是非主流宏观经济学都取得了许多的进展。

一般认为，宏观经济学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前就不存在宏观经济学研究。因为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探讨了经济增长问题，而这本巨著比凯恩斯的《通论》早出版了160年。而在18世纪后期，巴普蒂斯特.萨伊和托马斯.马尔萨斯则又讨论了短期中经济的自我稳定性质。因此，更准确的说，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领域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下面，我们就来简要领略一下现代宏观经济学80年的风雨历程。[4]

如上所述，在大部分的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宏观经济学家均将20世纪30年代称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创时代。其中，凯恩斯（1936）的《通论》更是具有显赫的历史地位。Farmer（2017）对凯恩斯和《通论》有过这样一句赞颂：“在写作‘通论’（Keynes，1936）的时候，凯恩斯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虽然，纵观整个20世纪30年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1930s初期的大衰退和1936年的《通论》出版。但作为大衰退的产物，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凯恩斯的奠基阶段。在哲学“导师”Moore的影响下，凯恩斯坚持认为“一百年后，当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我们要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Keynes，1930）。既然古典经济理论信奉自由市场，而在面对1931-1933年的大衰退时社会中的大量失业，现实中没有出现企业以更低的工资来降低失业。这可能是因为人们需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存在一个“工资下限（wage floor）”。那么，大衰退阻碍了物质需求的满足与对更高层次需求的追求，当市场失灵或者调整缓慢时，就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逆周期调节经济（Keynes，1936）。[5]

第二阶段是希克斯等的精炼阶段。《通论》出版后，立即就有学者跟进研究。在计量经济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上，Hicks（1937）、Harrod（1937）和Meade（1937）分别汇报了各自对《通论》内容的理解。他们都重构了古典理论，进而试图调和凯恩斯经济学（IS）与古典经济学（LL）。例如，为了将凯恩斯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进行比较，希克斯将凯恩斯的观点提炼成了一套简化的联立方程。他将两个不同市场的结果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图中——IS-LL模型。通过随后的发展演变，IS-LM模型就成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

第三阶段是宏观计量模型构建阶段。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了逻辑框架来定性阐述大衰退的机制及其政策含义。希克斯等提炼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观点，构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IS-LM模型。但是，Tinbgen（1939）则将上述宏观经济观点的定性、理论分析转换成了定量、经验分析。丁伯根研究了美国1919-1932年的经济周期，这也是第一个将经济总体作为研究对象的计量经济模型。在此影响之下，Klein在1950年为考尔文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写了“美国1921-1941年的经济波动”。随后出现了更有影响力的Klein-Goldberger模型(Klein andGoldberger,1955:An Econometric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9-1952)。

至此，宏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才真正地建立起来。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演变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变成了宏观经济学。采取这种“精简、修补”策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直盛行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质疑政府的动机，以及政府有足够能力去改善宏观经济结果的观点。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作为抵抗衰退的关键。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将大衰退理解为货币政策的失误，即由于银行倒闭而引发的货币供给下降——美联储本来可以靠增加基础货币来避免这一下降，但是它们并没有这么做。

而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加致命的事件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以及理性预期学派的批判。正如1978的一篇论文中，卢卡斯和萨金特写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预测非常的不正确，他们所依赖的信条存在根本性缺陷，它们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实，并没有涉及到经济理论的微妙之处。当代商业周期课程的学生所面对的任务就是通过残骸来进行分类整理，并决定哪些内容——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的重要特征——可以被修正和较好的利用，而哪些应该被丢弃。”

随后，理性预期逐渐被广泛接受，普雷斯科特等将其综合进新古典框架中(Kydland andPrescott,1982;Prescott,2016)，并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宏观经济学。但是，费希尔、泰勒等经济学家不甘心丢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此，他们抓住价格或工资粘性。Taylor（1999）把Calvo（1983）构建的一类模型称为“随机存续期模型”，即合同长度是“随机、独立、同分布的”（Calvo，1982）。另一方面，Retemberg（1982）、Mankiw（1985）和Blanchard &Kiyotaki（1987）借鉴新古典的微观基础，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出价格决策。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出现新新古典综合(Goodfriend andKing，1997；Woodford，2009)。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还有两个非常重要、有价值，但却被人遗忘的方面：博弈论——或者经济行为人之间的策略行为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多重均衡。运用博弈论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Kydland andPrescott（1977）分析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而多重均衡则以世代交叠（OLG）模型为主力，该模型甚至是理性预期的发源模型（Lucas，1972）。以OLG为主力模型，曾经产生出了许多解释经济波动的理论——内生经济周期理论(Farmer,2014)。多重均衡理论（或者太阳黑子sunspots、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ingprophecies、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后来经Cass、Shell和Azariadis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最辉煌时期(Cherrier andSaïdi,2015;Assous and Duarte,2017)。这个出生名门望族的模型(Samuelson,1958)，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辉煌之后，却逐渐“失宠”，沦为宏观经济学的“野孩子”。正如Farmer(2015)所说：“过去20多年，这些理论[包括sunspots,indeterminacy,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multipleequilibria]总是默默地在背后为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发挥着作用。现在是时候让它们光荣地回归了。”

De Vroey（2016）说：“危机对经济学理论的冲击就是让经济学家回过头去寻找理论的起点。”没错，2008年金融危机又使得经济学家们转过头去寻找理论起点了。Etro（2009,2010,2014）等学者在DSGE中引入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研究厂商之间的策略性行为。而Burstein（2006）、Deverux &Siu（2007）、John & Wolman（2008）以“协调失灵”（Ball and Romer，1991）为基础引入企业价格决策之间的策略行为，指出企业之间的价格协调失灵引起了价格粘性。

此外，金融危机为宏观经济学带来的最重要变化就是注重流动性、金融因素。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重视N.鲁比尼和来自于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的研究。更多的学者基于B. 霍姆斯特罗姆和J.梯诺尔对流动性问题的研究（Holmström andTirole，2011），以及A.施莱弗和R.韦西尼关于资产套利机制问题的研究来分析杠杆、复杂性和流动性的宏观经济影响。此外，金融中介也成为研究重点，例如Gertler,Kiyotaki & Prestipino（2016）。

本书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宏观经济学概述，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第二部分为经济增长，主要从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制度、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等）进行了介绍；第三部分为DSGE模型，介绍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主流方法论的发展与现状；第四部分为货币、金融与宏观经济，主要关于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金融部门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第五部分为其他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包括网络方法、DFM、BEAR、MCMC等；第六部分为环境宏观经济学，主要介绍了以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去解释环境问题的前沿内容；第七部分为宏观经济学反思，主要介绍了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家们对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批判与未来展望；第八部分为其他宏观经济学研究，包括一些非主流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介绍等。

要特别感谢南京大学樊学瑞、暨南大学王贤彬、中国人民大学刘潘、诺丁汉大学的牛朝辉、湖南大学苏亚琴、宁波大学李洪亚、武汉大学余锦亮、巴塞尔大学张恩恺、中国社科院吴利学、中国人民银行张掖中心支行周潮、首都对外经贸大学余颖丰、广州大学杨经国、西南财经大学杨冬、宁波大学胡育蓉、上海大学曹晖、上海理工大学吴茂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熊金辉、武汉大学潘星宇、深圳大学詹江、复旦大学陈达飞、上海财经大学李鲁、北京师范大学杨鹏、曼彻斯特大学王晓兵、浙江财经大学李井奎。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和无私分享，才有《香樟宏观经济学前沿》合集。同时也要特别感谢124位香樟推文作者共同的努力，为中国经济学领域提供了连接世界最前沿研究的桥梁。最后，感谢安徽大学经济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周宇东的出色编辑工作。

许文立

2018年3月 磬苑.翡翠湖畔

许  坤

2018年3月 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

注释：

[1]之所以没有将70多篇宏观经济学推文全部呈现出来，是因为有一些主题重复或者推文内容太过精简，还有一些宏观推文是2018年3月份才推送，故而没有收录。

[2] 这一问题已经被国外一些学者注意到，例如Garin，Lester and Sims正在撰写的“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中专门在第38章讨论了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

[3]从香樟推文的数量（70/1000）就可窥见一斑。

[4]宏观经济学由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组成，本文的宏观经济学简史并没有涉及到“增长理论”，因此，要对那些研究经济增长领域的学者们道歉，借用了“宏观经济学”这个综合概念。

[5]而《通论》就是在系统解释1931-1933年西方国家的大萧条。Blanchard（2017）认为《通论》一经出版就引起巨大轰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释了大萧条。很少有经济学家清晰地解释大衰退，无论是它的深度还是广度。作为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政策仅仅依靠直觉，而非经济理论。但是《通论》则提供了大衰退事件的一种解释，一个框架以及对政府干预的明确分析。《通论》正好满足了大萧条时期对新思想的强烈需求（Luzzetti and Ohanian，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