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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Zhao Chen, Matthew E. Kahn, Yu Liu, Zhi Wang. 2018. "The Consequences of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Wa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88: 468-485.

 

引言和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2005年，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计划（2006-2010）中明确提出降低水体中化学需氧量（COD）的要求，污染越严重的省份，所应降低的COD份额越大。中央政府同时将环境指标作为地方官员升迁的考察因素，在整个“十一五”期间，治理工业水污染的投入超过820亿元。本文主要研究的长江流域为我国8亿人口提供饮水来源，尽管2011年的中央政府报告显示长江流域所有省份的COD降低目标均已达到，但水利部的独立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长江流域的水污染情况依然严峻，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了10%，而不可饮用河流的长度增加了20%。数据还显示，这一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水质改善十分有限，而上游的水质极大恶化，作者就此提出，环境规制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很可能导致了水污染自下游向上游的转移，也就是说，长江上游地区由于环境规制较弱，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污染天堂”。

 

研究方法

 

作者利用2006年开始实施的水污染规制作来识别环境规制对于（水污染相关）工业生产活动的影响，采用数据为2003至2009年长江流域85个城市（含上海和重庆两个直辖市）的数据。作者首先建立如下的DID模型：

 

其中，因变量为城市c在年份t中的水污染工业总产值（来衡量工业生产行为与污染），R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变量，Post为处理发生前后的虚拟变量（2006年后为1），模型中包含了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关于变量R，作者采用了两种方法来衡量，首先是根据环保部2006年11月提出的一份指南来计算每个城市在“十一五”期间应该承担的COD减排量，公式如下：

 

其中μi为不同行业i的污染权重（例如造纸等重污染行业的权重较大）。第二种方法中，作者通过网上下载，官方申请和私人关系等渠道搜集了2004年到2008年长江流域80多个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中寻找与环境有关的文字信息，并计算包含“环境”“能耗”“污染”“环保”“减排”等关键词的语句在总文本中的占比，以此来作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意愿的一个反映。上述两种不同角度的计算方法均显示，长江下游流域的环境规制强度远高于上游的环境规制强度，其中。本研究中作者将武汉作为流域中点，武汉上游（含武汉）则为“上游城市”，武汉下游则为“下游城市”。

 

可以看到，作者并未在上述DID模型中加入更多控制变量，而这一设定无法有效控制随时间和城市变化的因素（如投入-产出联系，劳动力市场状况，知识溢出状况等集聚经济因素），因而可能导致有偏估计。作者在区分“水污染行业”和“非水污染行业”的基础上采用如下的DDD模型：

 

 

其中Dirtyi即为区分是否为“水污染行业”的虚拟变量，这一模型控制了城市-年份效应，行业-年份效应和行业-城市固定效应，有效缓解了DID模型中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具体地，作者将“制浆与造纸”及“化学材料与产品”作为“水污染行业”，将“电子设备制造”“电力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制造”及“成衣制造”作为“非水污染行业”。

 

主要结果

 

作者首先进行了DID估计：

 

 

可以看出，“水污染行业”的估计结果显示2004年到2009年中水污染行业的工业生产强度逐年增加（由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反映）。并且2006年之后，环境规制较弱的城市的确遭受到了相对更高程度的水污染（环境规制强度分别由应承担的COD减少量，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环境文本占比，以及城市是否处于河流上游衡量）。而对于“非水污染行业”，环境规制的效应并不明显。下表给出更为可信的DDD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水污染行业”，不同强度环境规制的污染降低效应同样显著存在。作者随后利用事件分析验证了common trend，并且使用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和placebo test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作者随后进行了异质性分析、非COD污染行业分析及污染活动的空间转移分析，主要包括：

 

将企业区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发现国有企业对环境规制不敏感。

 

将企业区分为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发现外资企业对环境规制不敏感（可能由于大部分样本中外资企业来自于环境规制较强的国家）。

 

将企业根据年销售额区分为大企业和小企业，发现小企业对环境规制更敏感。

 

进一步考察排放非COD污染物的有关行业，发现铁矿冶炼加工行业对环境规制较为敏感，石油/核能行业对环境规制不敏感，而非铁矿冶炼加工行业结果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变量下有所区别。作者认为，在指挥棒的引导下，地方官员可能专注于降低COD，从而忽视了对其他水污染物的规制，另一方面，其他行业相比造纸和化学制造行业可能有更强的资源依赖性。 

 

考察旧企业的迁出和新企业的迁入，发现2006年以后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新企业迁入较多，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旧企业迁出较多。 

 

将样本区分为上游城市样本和下游城市样本，发现初始污染程度较轻的上游样本估计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可能存在污染活动的移入。 

 

结语

 

作者最后提出，由于环境规制强度不同导致的污染活动转移，其污染危害更多由长江上游流域的低收入农村人口承担，这加剧了水质恶化影响的严重程度。同时，地方政府对于COD降低目标的完成度可能存在谎报情况，由于上游地区的经济增长压力更大，地方官员伪造环保数据的动机更强。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sequences of China's recent wa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We find evidence that the regulation reduces pollution-intensive activity in highly regulated areas. Relative to the locations where regulations are more stringent (downstream cities), locations where regulations are less stringent (upstream cities) attract more water-polluting activity. As polluting activity concentrates upstream,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 river and more poor residents are exposed to high levels of pol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