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华岳 

 

原文信息：Thomas Kemeny and Abigail Cooke. 2018. "Spillovers from Immigrant Diversity in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8: 213-245.

 

引言和背景

 

自1960年以来，全球国际移民的数量已经翻倍，新增长的移民大多流向富裕国家中的城市地区。美国作为具有吸纳移民传统的发达国家之一，接收了全世界近20%的移民，而纽约和旧金山更有近40%的人口由外来移民构成。在现有理论中，“移民带来的多样性是否会导致工人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来自于不同背景的移民通过互相交流和学习可能带来额外的生产率提高，即所谓所多样性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同样由于来自于不同背景，移民间的交流可能会更加困难，导致交易成本提高，从而使得生产率下降。现存关于美国、英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和文献均发现外来移民多样性更高的城市拥有更高的工资水平、租金水平和就业水平，本文试图从更加细致的角度识别城市移民多样性在生产率方面的溢出效应。具体来说，本文为如下三个问题提供实证证据：

 

城市层面与工作场所（即企业）层面的移民多样性是否会为城市工人带来更高的生产率？

这种溢出效应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生产率不同的工人是否存在不同影响？

这种溢出效应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数据与研究方法

 

作者使用U.S Census Bureau非公开的Longitudinal Employer-Household Dynamics (LEHD)数据，样本包含1991年至2008年29个州几乎所有雇员的季度数据，总观测数超过一亿六千万。作者首先建立了如下的面板模型：

 

 

其中w为城市j中的企业p中的工人i在t年的平均工资，感兴趣的关键自变量djt和dpjt分别代表城市层面的移民多样性指标与企业层面的移民多样性指标。X，E，C分别包含个体层面、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对于多样性的衡量，作者使用了比较经典的Fractionalization Index，而考虑到不同人群的异质性问题，作者同时使用了Taagepera and Ray（1997）所提出的Entropy Index。最后，本文还采用了Alesina（2013）给出的一个能够进一步识别组内与组间多样性差异的Alesina Index。三个移民多样性指标的表达式如下：

 

 

其中Srj均为城市j中出生于国家r的移民的比例，R为城市人口所属国家的总数，Alesina指数中的S1为出生于本地的人口比例。

 

主要结果

 

下表分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给出了移民多样性指标的估计系数：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城市层面还是企业层面，Birthplace Fractionalization的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正值，作者继续使用Entropy和Alesina等指数进行估计：

 

 

可以看出城市层面的结果均为统计显著的正值，但维度差异较大，而企业层面的结果非常稳健。作者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仅考察大型企业，仅考察单一办公地点企业、仅考察对本地白人男性员工的影响、仅考虑制造业企业，均得到了较为稳健的结果。作者进一步使用了Bartik（1991）提出的指数及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指标（JOLTS）来控制本地劳动力市场需求冲击，并采用GMM方法估计模型，也得到了比较稳健的结果。由此看来，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移民多样性的正向溢出效应是稳健存在的。

 

关于第二个研究问题，作者将工资划分为不同的Quartile并进行分样本回归：

 

 

可以看到，无论是FE结果还是GMM结果，均反映出溢出效应在不同的工资分布中呈现较为均等的态势，并没有出现高工资或低工资人群中的溢出效应显著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现象。关于第三个问题，作者构建了更多衡量不同生产率人群的Fractionalization的指标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移民多样性的溢出效应基本来自高收入人群。这篇文章分析的问题并不新颖，识别方法也并不fancy，文章胜在极高的数据质量，合理的指标构建，以及详实（且有意义）的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是一篇值得精读也不难模仿的优秀实证文章。

 

Abstract

 

Theory and evidence suggest that people bor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 labor market. Immigrant diversity could augment productivity by enabling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skills, ideas and perspectives, resulting in greater productivity. Using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for the USA, this paper evaluates this claim, and makes empirical and conceptual contributions to prior work. It addresses the potential bias from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mong individuals, work establishments and cities. The paper also identifies diversity impacts at both city and workplace scales, and considers how relationships vary across different segments of the labor market. Findings suggest that urban immigrant diversity produces positive and nontrivial spillovers for U.S. workers. This social return represents a distinct channel through which immigration may generate broad-based economic benef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