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朱敏龄

 

原文信息：Dosi, Giovanni; Napoletano, Mauro; Roventini, Andrea; Treibich, Tania;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anuary 2017, v. 27, iss. 1, pp. 63-90.

图片来源：网易新闻

 

这是来自演化经济杂志的一篇文章。文章本意是为了弥补大多数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考虑技术和产业动态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略了总需求影响技术演进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的遗憾。因此，本文希望提出一个理论框架，明确地讨论技术变动和需求驱动在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中的共同作用，而推文想要讨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是本文构建的模型框架下对多个政策影响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的验证之一。推文首先介绍在K+S模型下收入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然后再对模型框架以及模拟方法进行介绍，最后简要列举文中验证的其他经验事实。

 

收入不平等与政策影响

 

在本文构建的凯恩斯+熊彼得模型中，沿袭熊彼得对技术创新的思路，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种类型的企业——资本品生产企业和消费品生产企业，其中资本品生产企业负责技术研发并且长期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领先的企业会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负责研发的资本品生产企业拥有成本加成和自由进出的权利。成本加成会影响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因为成本加成越高，企业所获得的相对利润会越高，而员工工资的相对购买力就会越低，在这样的假设和市场环境下，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状况会随着企业的成本加成而变动。这种偏向利润分配的收入不平等会降低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并且通过减少总需求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在本文验证的结果中，当国家实行紧缩型的财政政策时，如果企业的成本加成很高，收入分配偏向于增加企业利润，会引起图1中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可以看到，成本加成越高，经济波动性越大，失业率越高，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大。

 

 

更确切地说，K+S模型下的短期经济表现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呈现出“U型”的关系：当成本加成很高，经济中会出现较高的失业率和由需求不稳定带来的GDP波动；而当收入分配过多的倾向于工资，而使得企业利润减少会导致企业只能依靠外部融资来维持生产，从而信用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处理好市场竞争关系以及收入分配不均对于维护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凯恩斯+熊彼得基准模型

 

在社会经济问题研究中，异质性个体的行为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含义不同。在宏观层面，微观个体是被类型化的人，他们的行为具有相似性，因此可以用代表性主体简化，但是微观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能被简化并且会影响宏观层面的加总结果。为探求这种微观主体相互作用下的经济波动和增长形式，本文在凯恩斯+熊彼得演化代理人模型族的基础上，基于经济中存在大量相互作用的主体的事实，构建凯恩斯+熊彼得演化代理人基准模型。

 

该模型中包含负责技术研发的资本品生产部门和负责最终产品生产的消费品生产部门。资本产品生产部门利用劳动来生产多种多样的机器，他们将销售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于研发和技术引进，由于这类研发活动带来的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率，而当资本品企业将新的高生产率的机器买给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时，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率也会提高。因此，当资本品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允许厂商自由进入退出时，这两个部门的企业就会出现新旧交替的局面，从而将熊彼得创造性破坏的技术进步的思想加入到模型中。同时，模型中也包含拥有征税权的公共部门，并且公共部门会支付失业补贴。具体如下：

 

 

其中，x_(i,t)^A与x_(i,t)^B是两个均抽取自Beta(α,β)分布的两个相互独立的点，在这里我认为资本品生产部门第i个企业研发的新技术（A_(i,t)^in，B_(i,t)^in）的衡量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其在资本品生产企业中产生的劳动效率的提高A_(i,t)^in=A_(i,t) (1+x_(i,t)^A)，其中A_(i,t) 是资本品生产部门已有的劳动生产率，而x_(i,t)^A 是服从beta分布的资本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其在消费品生产部门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同样是关于消费品生产部门以有的劳动生产率（B_it），和服从beta分布的消费品部门生产率提高的部分x_(i,t)^B。如此，便在模型中加入了技术创新的过程，在文中可以看到，这个存在技术创新的经济体，会影响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市场份额）从而影响其市场定价。

 

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企业根据适应性预期和已有库存来决定其产量。当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时，他们会通过更加投资，购买新的机器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每个企业的资本存量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机器组成的，不同的机器代表了不同的生产率。企业使用的机器的回收期由技术过时问题和新机器的价格所决定，因此文中定义由消费品生产部门j企业购买的新机器的价格为：

 

   

信用加强的凯恩斯+熊彼得模型

 

文章还通过在模型中加入由异质性银行所代表的信用部门来研究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相互作用，考察其是否会影响宏观经济总体的产出和波动。银行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影响表现在实体经济部门的向银行贷款，银行会向他们提供信贷供给，如果当实体经济中的企业破产，当银行的资产由于受到实体经济的冲击而由正变负时也会破产。这种时候，政府会介入以稳定银行系统，这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当公共部门作为一个拥有收税权并向失业者进行补贴，对破产的银行进行救济的主体，经济周期也会财政赤字造成影响，而财政赤字的资金又通过债券市场获得，在债券市场中银行会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因此，模型中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公共部门会通过信贷供给、公开市场业务等发生联系，从而放大经济冲击发生时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

 

在模型中，包含B个异质性的银行，这些银行受巴塞尔协定下资本充足率规则的制约，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期，会缩减信贷供给，而且在经验数据中显示，银行为了减少经济周期对其造成的影响，会在巴塞尔协定下的资本水平之上还会设立一个缓冲区。最后，银行k在t期提供的信贷供给为：

       

 

 

模型验证下的其他经验事实

 

K+S模型构建了一个存在大量异质微观主体相互作用的系统，利用蒙克卡罗方法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模拟，得出的许多特征事实与实际数据中显示的一致，因此，本文利用该模型对许多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检验。本文能够重现的经济事实有很多，包括：经济系统自身可以实现内生持续增长；经济系统中存在持续的波动；经济衰退持续时间呈指数分布；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和投资的相对波动性；宏观变量之间的交叉关系；加总R&D投资的亲周期性等等。模型也对诸如创新、产业动态、需求等方面的政策对宏观经济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包括这些政策对GDP增长率、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产出波动性以及失业率等宏观指标的影响。

 

总的来说，从笔者的角度看，本文最吸引笔者的是其构建的模型对收入不平等与短期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从国内的研究看，对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主要还是集中在收入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较少涉及其可能对短期波动产生的影响，因此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family of the Keynes+Schumpeter (K+S, cf. Dosi et al, J Econ Dyn Control 34 1748–1767 2010, J Econ Dyn Control 37 1598–1625 2013, J Econ Dyn Control 52 166–189 2015) evolutionary agent-based models, which study the effects of a rich ensemble of innovation,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on the long-term growth and short-run fluctuations of the economy. The K+S models embed the Schumpeterian growth paradigm into a complex system of imperfect coordination among heterogeneous interacting firms and banks, where Keynesian (demand-related) and Minskian (credit cycle) elements feed back into the meso and macro dynamics. The model is able to endogenously generate long-run growth together with business cycles and major crises. Moreover, it reproduces a long list of macroeconomic and microeconomic stylized facts. Here, we discuss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on the role of policies affecting i) innovation, ii)industry dynamics, iii) demand and iv) income distribut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strong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Schumpeterian (technological) andKeynesian (demand-related) policies in ensuring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follows a path of sustained stable growth and employ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