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周潮 

 

推文信息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836. 2017.

 

Fabio Ghironi是个大好人、真学者。机缘巧合，我原来推送过他收录CEPR-VOXEU eBook一篇eassy，香樟推文0716－政策组合：DSGE研究的挑战和机会。有他的学生给我发微信说，有一次，尽管Fabio刚刚做完一次大手术不久，但仍然坚持给学生写论文意见，握笔的手都在颤抖中……。PBC研究局的一个编辑给我发邮件，说要在期刊发表译文，我只好给Fabio发邮件。他回复很快，但需要我等待，因为要等待地球那边出版，然后再授权……。我拿到版权，发给编辑。依靠网络，我们三个人其实完成了idea的传播。然后，某天，我又突然在NBER读到他这篇wp，然后就有了这篇推文。

 

一、构建宏观经济的基准模型需要更多共识

　　

关于宏观经济学，关于DSGE，大佬争论太多。无论是宏观和还是国际宏观，构建基准的宏观分析框架，需要将金融中介，劳动力市场摩擦和家庭异质性纳入，这些都是拓展的关键点。即便如此，Fabio Ghironi认为，这依然不足以解决全球危机以来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问题，宏观模型进行基准设置的时候，相比于任何时候，这个时候是更需要微观的支持。简要梳理文献，从方法论上来讨论，在进行经济周期分析、稳定政策、宏观经济增长、国际宏观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研究，是时候，需要彻底打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这种人为分离！Macro—whether international or not—needs micro: MNM! 本推文的密码是MNM。

 

图1是推文作者亲自手绘。来源是自己的日常印象，以及Fabio这篇NBER working paper的脚注1。在70年代经济滞胀时期，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性和解释力崩溃了，它们的表现很令人失望，原因在于模型中控制结构方程的参数发生了变化。于是这种局面使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者面临多元困境，因为本质上它的任务是从他认为描述了经济稳定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和回归分析中得出系数值，事实上模拟操作的目的，在于参照不变参数来比较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然而，这种理论受到理性预期理论的挑战，因为它认为政策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方式，同时改变了的反应方式又与基础参数的改变结合一起。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此言一出，可谓是“石破天惊”，自此拉开了理性预期革命的大幕。

 

图2是Lucas大神，真的好帅！1959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选修了经济史课程，改学经济学，并因此回到了芝加哥大学，并于1964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3年，卢卡斯在卡内基工学院，学习动态系统和在时间过程中优化的数学，写了一篇《不确定下的投资》，经济动力学的全部观点逐渐成形，“改变了宏观经济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浆糊传言，经济学有四大天书，高微、高宏、计量和数理经济学各一本【1】，分别是：MWG微观，AkiraTakayama数理，林文夫计量，高级宏观，则是二选一，Lars Ljungqvist & Thomas J.Sargent之《递归宏观经济理论》，或者是Stocky & Lucas & Prescott 之《经济动态的递归方法》。不知道，诸君读过几本？读懂几本？

 

既然缺乏微观基础，那就给它增加；既然计量是先估计参数，那就“反其道而行之”。先校准(系统论中的”冻结“法)参数(CGE模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问世的时候，已经这样干)；然后就有了RBC，就有了NK-DSGE，目前运用最广的就是代表性行为人新凯恩斯(RANK)模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FC）引发很多反思，需要对在教学、研究和政策分析中，作为基准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进行重新审视。新共识是，宏观经济的新基准模型，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危机会发生？为什么复苏非常缓慢？以及经济周期循环动力与长期增长之间的联系何在？这些共识同样认为，当前的基准宏观经济模型(RANK)，并不能从经济现实特征中抽象出行为人的异质性、不可靠风险和失业等等。这些共识还认为，无论是宏观和还是国际宏观，构建基准的宏观分析框架，需要将内生资本形成，金融中介，劳动力市场摩擦和家庭异质性等更多“元素”纳入，这些都是宏观基准模型拓展的关键点，需要HANK（异质性行为人新凯恩斯）和SAM(搜索与匹配)框架的联姻(“marriage”)。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Fabio认为这些其实都依然不够，因为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工具箱，是无法捕捉宏观经济学的其他重要机制，由此所构建的宏观模型将继续，是可以被认为，是不能面对现实的，暂且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完全公平。是时候，需要彻底打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这种人为分离！Macro—whether international or not—needs micro: MNM!

 

二、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

 

1、封闭经济

 

Bilbiie，Ghironi和Melitz(2012)提出一个具有垄断竞争和内生生产者的基准模型(BGM模型)，假设消费者通过获得更大的产品来最大化效用，但是准入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实际上在可用的每个时点，消费者只想要访问的产品中的一部分。BGM模型假设沉没成本和建设时间滞后，参与者用上期时期来建立生产线，但是只在下一个时期才开始生产。免费进入将当前的沉没成本（需要使用劳动），等同于未来利润的预期贴现值（EPDV）。通过在股票市场上，企业发行股票来融资，并进入成本，代表性家庭的优化行为建立一般均衡的联系。在这种模型经济中，以家庭储蓄的投资形式来创造新的生产线，投资价格则由股权持有方式的欧拉方程所决定。

 

模型的基准版本很简单，是最基本的新凯恩斯主义线性模型，在任何给定时期，活跃生产者的数量，与最简单的真实商业周期(RBC)模型是非常类似的。根据模型的运动规律，生产企业数量是预先确定的，随着随机扰动来逐渐调整生产率。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扩展，包括探讨货币在内生性生产动态中的作用。在粘性价格版本的模型中，一旦引入异质性和内生性退出，并假设进入成本具有适当的外部性，模型框架就可以产生滞后和内生式增长，从而能够研究目前更多感兴趣的问题。

 

讨论Bilbiie,Ghironi, and Melitz (2016)提出的规范性问题，并在Chugh和Ghironi(2015年)的BGM模型中研究最优规则政策，特别Dhingra和Morrow(2014)的研究。存在垄断竞争和企业之间的异质生产力下，产品生产的最佳数量是多少？市场平衡与社会规划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否一致？在动态模型环境中，构建异质性企业，以及重新分配资源，可以在短期内来追踪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这些研究，为现在的决策者，在面对未来的很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起点。

 

2、开放经济

 

Ghironi & Melitz(2005)模型中，首先将Melitz(2003)贸易模型，纳入国际经济周期的DSGE模型，从而弥合了现代国际宏观经济与贸易理论之间的差距。与上述BGM模型相比，一般均衡的Melitz模型，假设生产者面临不确定性时，承诺将进入国内经济时，其生产率是连续分布(假定是帕累托分布)，但是生产则将受到国家特定生产率冲击的综合影响。同时，该模型的微观层面特征，导致了购买力平价的偏差。这一默许揭示了国际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Harrod-Balassa-Samuelson (HBS)效应。

 

三、未来的四个方向

 

金融中介和家庭异质性，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新兴“未来共识”，可关注的四个方向是：

 

1、金融中介。如何将金融嵌入到具有生产者的动态模型中？在这方面，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特别是解决贷款者的异质性问题，对应于生产者之间的异质性，不对称信息以及开放经济层面的影响等问题。目前的研究，依然缺乏生产者异质性和金融摩擦的共识模型，如果不考虑这些，这将无法解决金融中介对具有市场势力生产者的资源，进行配置错误引导的作用。

 

2、异质性家庭。Kaplan，Moll和Violante(2016)(简称KMV，NBER wp中关于HANK的一篇有名paper)，将不可靠的就业风险导入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以解决在ARNK(代表性行为人新凯恩斯，即目前大部分的标准DSGE)框架下，来研究货币政策影响收入分配后果的乏力问题。Ravn& Sterk(2016)构建了HANK模型如何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搜索和匹配(SAM)相结合。HANK与SAM的联姻，已经被闪亮地纳入了宏观和国际宏观的paper中。

 

3、粒度(Granularity)、互动战略和网络。Gabaix(2011)在封闭经济环境中的研究，以及由Giovanni & Levchenko(2012)对国际贸易的拓展研究，已经显著地表明，允许企业规模发生变化，对于企业特有冲击后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大型交易网络中心的行业巨头，进行扩张或收缩，以及这些Big公司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产生波动，可以传播到国外，产生不可忽视的溢出效应。在大型企业之间存在粒度，网络和互动战略的情况下，改革如何影响国内和国外的经济？

 

4、政策相互依存以及制度变迁。为采用多方针、多手段来对付经济危机以及持续衰退，政策组合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坚持多管齐下的政策组合，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例如金融、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改革)，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纳入政策工具箱，同时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G20，2016和Lagarde，2016a，b)。理论宏观分析（或国际宏观分析）通常是在真空中，来比较不同的政策制度，并不涉及经济从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转变的实际问题。

 

Fabio乐观地认为，经济理论和计算工具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上述四个研究方向上会取得重大的进展。

 

四、方法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正如Blanchard（2017）所言，进步的道路不在于教条式，不同类型的模型，可以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在这种有道德、非教条式的方法中，DSGE模型可以为理论分析规范应用，包括政策评估，提供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撑。通过构建适当的微观基础，DSGE模型将最有机会能够理清政策之间相互传导和相互影响的各种渠道。自2016年4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IMF，2016a）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就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依存提出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张，在实施结构性改革时应该注意经济条件；结构性改革措施的先后顺序是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应与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在DSGE模型中，得到了这些结果。是时候，需要彻底打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这种人为分离！Macro—whether international or not—needs micro: MNM!

 

五、结语

 

So, yes to DSGE, and yes to micro.

 

原文作者

 

Fabio Ghironi是华盛顿大学Paul F. Glaser经济学教授，NBER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项目助理研究员等，International Finance等期刊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 主页：http://faculty.washington.edu/ghiro/

 

推文作者简介

 

周潮，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张掖市中心支行，主要研究领域为：动态宏观、货币政策与DSGE、CGE建模。 E-mail:gssdzc@126.com。

 

【1】http://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8536&page=5#pid799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