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许文立 许坤

 

作者注：本文要求读者认真读过凯恩斯的通论，或者瞟过凯恩斯文集，也要求读者了解不同经济学流派的思想，尤其是奥地利学派。当然，读者也需要对宏观经济学非常熟悉。

 

写在前面

 

“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Friedman，1965）。这句话是弗里德曼于1965年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宣称的，当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战后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其后，这句话经常被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引用。正如Giles et al.（2009）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所述：

 

“自从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已经过去30多年了。这句话在今天来看比任何时候都要真实，因为政府利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想法，也就是财政刺激——公共支出和减税——来把经济从衰退中拉出来。”

 

自从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在全世界“复活”。2008年，英国首相布朗在联合国峰会上支持财政刺激。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扩大国内支出。IMF前总裁Strauss-Kahn更是公开提倡全球进行财政刺激以摆脱危机。因此，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杂志不约而同地大声疾呼：凯恩斯回来了！（Giles et al.， 2009 ；Reddy， 2009；Kale 2009）

 

一、宏观经济学极简史

 

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下面简称“通论”）。通论的写作背景是1931-1933年西方国家的大萧条。Blanchard（2017）认为通论一经出版就引起巨大轰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释了大萧条。很少有经济学家清晰地解释大衰退，无论是它的深度还是广度。作为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政策仅仅依靠直觉，而非经济理论。但是《通论》则提供了大衰退事件的一种解释，一个框架以及对政府干预的明确分析。（参见许文立、许坤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宏观大神”，香樟推文0713、香樟推文0714）通论正好满足了大萧条时期对新思想的强烈需求（Luzzetti and Ohanian，2011）。

 

经过多年的演变发展，《通论》变成了宏观经济学。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将《通论》当作宏观经济学，也很少有经济学家完全同意《通论》中的所有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出现了综合凯恩斯与早期经济学家思想的观点。这些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以萨缪尔森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学》为代表。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J. 希克斯和A. 汉森所发展的IS-LM模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思想数理模型。当然，这种简化的模型也饱受责备：IS-LM的初始版本被指责为对凯恩斯思想进行了许多删减。在模型中并没有体现出预期的作用，也缺乏价格和工资的调整。

 

采取这种“精简、修补”策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直盛行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质疑政府的动机，以及政府有足够能力去改善宏观经济结果的观点。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作为抵抗衰退的关键。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将大衰退理解为货币政策的失误，即由于银行倒闭而引发的货币供给下降——美联储本来可以靠增加基础货币来避免这一下降，但是它们并没有这么做。

 

而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加致命的事件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以及理性预期学派的批判。正如1978的一篇论文中，卢卡斯和萨金特写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预测非常的不正确，他们所依赖的信条存在根本性缺陷，它们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实，并没有涉及到经济理论的微妙之处。当代商业周期课程的学生所面对的任务就是通过残骸来进行分类整理，并决定哪些内容——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的重要特征——可以被修正和较好的利用，而哪些应该被丢弃。”

 

随后，理性预期逐渐被广泛接受，普雷斯科特等将其综合进新古典框架中（Kydland and Prescott，1982；Prescott，2016），并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宏观经济学。但是，费希尔、泰勒等经济学家不甘心丢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此，他们抓住价格或工资粘性。Taylor（1999）把Calvo（1983）构建的一类模型称为“随机存续期模型”，即合同长度是“随机、独立、同分布的”（Calvo, 1982）。另一方面，Retemberg（1982）、Mankiw（1985）和Blanchard & Kiyotaki（1987）借鉴新古典的微观基础，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出价格决策。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出现新新古典综合（Goodfriend and King, 1997；Woodford, 2009）（参见许文立、许坤的“宏观经济学真的没有进展吗？”，香樟推文0561）。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还有两个非常重要、有价值，但却被人遗忘的方面：博弈论——或者经济行为人之间的策略行为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多重均衡。运用博弈论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F.基德兰德和E.普雷斯科特分析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而多重均衡则以世代交叠（OLG）模型为主力，该模型甚至是理性预期的发源模型（Lucas，1972）。多重均衡理论（或者太阳黑子sunspots、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后来经Cass、Shell和Azariadis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最辉煌时期（Cherrier and Saïdi, 2015；Assous and Duarte, 2017）。

 

De Vroey（2016）说：“危机对经济学理论的冲击就是让经济学家回过头去寻找理论的起点。”没错，2008年金融危机又使得经济学家们转过头去寻找理论起点了。Etro（2009,2010,2014）等学者在DSGE中引入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研究厂商之间的策略性行为。而Burstein（2006）、Deverux & Siu（2007）、John & Wolman（2008）以“协调失灵”（Ball and Romer，1991）为基础引入企业价格决策之间的策略行为，指出企业之间的价格协调失灵引起了价格粘性。而在2015年5月，Farmer组织了一场“多重均与金融危机”的会议。Farmer（2015）说：

 

“过去20多年，这些模型[太阳黑子和多重均衡]总是默默地在背后为解释宏观经济发挥着作用。现在是时候让它们光荣地回归了。”

 

此外，金融危机为宏观经济学带来的最重要变化就是注重流动性、金融因素。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重视N.鲁比尼和来自于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的研究。更多的学者基于B. 霍姆斯特罗姆和J.梯诺尔对流动性问题的研究（Holmström and Tirole，2011），以及A.施莱弗和R.韦西尼关于资产套利机制问题的研究来分析杠杆、复杂性和流动性的宏观经济影响。此外，金融中介也成为研究重点，例如Gertler, Kiyotaki & Prestipino（2016）。

 

二、凯恩斯与当代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住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市场体系需要政府的一些帮助（Rogoff，2010a，2010b）。2011年，在剑桥纪念通论出版75周年大会上，克鲁格曼认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许多争论与问题与75年前凯恩斯努力解决的问题相同。

 

我们似乎在许多方面又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处境。财政部观点——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和就业总量没有影响——已经回来了；清除主义——奥地利学派提倡的政府“无为而治”，政府不需要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以哈耶克为代表，正如美国总统里根讽刺地说：“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汇是‘我来自政府，我来这帮忙的（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再次绽放。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杂志上的专栏经济学家警惕地说着“凯恩斯‘复活’了”，但他们却忘记了新自由主义给南美洲、东欧国家带去的伤痛（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16中译本））。为什么要警惕凯恩斯？因为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者混合经济体制）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倡导人之一？那么，我们有必要再重新学习凯恩斯，重新读读凯恩斯。

 

说到读凯恩斯，似乎就等同于读通论；凯恩斯的思想是什么，就意味着在探讨凯恩斯在通论中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克鲁格曼则不这么认为。要弄清凯恩斯真正想表达出怎样的意思，这是凯恩斯传记作者和经济史学家们的任务。我们并不需要太关心这些。但是，在O’Donnell（2011）看来，如果要回到凯恩斯自己的想法，就必须要结合凯恩斯的整个哲学观、数学观、道德观与经济观。

 

通论有24章内容，外加6、14、19章三个附录。通论已经有很多解读，Ferguson（2013）还做了一个系列的通论讲座。Krugman（2011）把通论读者划分为两种类型：第12章读者和第一部分读者（Book 1ers）。

 

第12章是什么呢？长期预期状态。凯恩斯在第12章第一段就写到“在本章中，我们将详细考察那些决定资产预期收益的因素”（pp.142）。第12章确实写得非常棒，其对于长期预期的阐述非常精彩，甚至还有对投资者心理的敏锐观察，对选美比赛的类比等等内容。投资规模依赖于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而资本边际效率又依赖于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与其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因此，投资决策一定是在面对根本性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时作出的。这个根本不确定性是通论中不可或缺的方面（O’Donnell，2011）。因此，我们来看看这个“根本不确定性”，这还要从凯恩斯的学习生涯开始说。

 

在伊顿公学时，凯恩斯广泛地学习了文学、历史、数学、政治学和科学。在剑桥本科阶段，他主修数学专业。在剑桥的研究生阶段，他完成了概率论的学位论文，并获得数学学位。就是这本学位论文，后来修订，于1921年出版的概率专题论文（Treatise on Probability）。正是在发展其概率逻辑理论时，凯恩斯区分了“已知概率”与“未知概率”。“未知概率”是由于我们的推理能力或逻辑直觉不足以发现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这种逻辑关系才是凯恩斯对概率理解的精髓（O’Donnell，2011）。[1]这种对概率的理解就使得“概率型不确定性”与“非概率型不确定性”之间产生了区别。这种区别等价于传统上对风险——概率可用——和不确定性——概率不可用——之间差异的理解。虽然这是不确定性的两种形式，但用凯恩斯的理解来看，“非概率型不确定性”对应于根本性（或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irreducible or radical uncertainty）。

 

正是因为如此，凯恩斯认为投资者最终会趋向于一个资产基本价值的一致估计（或者平均预期）与市场功能并不对应（Cespa and Vives，2012）。在通论中，凯恩斯区分了“企业”——对整个生命期内资产预期收益的预测活动——与短期投机之间的不同。凯恩斯认为当企业把价格锚定在基本面价值时，在现代股票市场上，“投机”为王。而且，在面对这种我们根本无法知晓的不确定性时，投资决策很难出现理性结果，而且人们总是假装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也受到偶然的、戏剧性情形的约束，从而引起经济不稳定再正常不过了（Krugman，2011）。

 

“甚至除了由于投机引起的不稳定之外，还可能由于人类的本性特征引起不稳定。我们的实际活动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无意识的乐观情绪，而非数学期望，这些情绪可能是道德方面的，或者享乐主义的，或者经济方面的。也许，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其后果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仅仅只是动物精神所导致的结果——一种无意识地去激励行动而非不行动，也不是量化收益乘以量化概率的加权平均结果。”（Keynes，1936，pp.156-157）

 

正如Blanchard（2017）指出：“经济危机如果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它总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

 

那么，第一部分又是什么呢？一页内容的概论，古典经济学假设以及有效需求原理。第一部分的读者就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当作了驳斥萨伊定律的工具——广泛的需求短缺是可能存在的。他们发现以一种拟均衡的方式——凯恩斯在通论中所使用的均衡与瓦尔拉斯的均衡不同（De Vroey，2016）——来考察这些问题是最简单的。他们这是从通论中的第三章获得的灵感。凯恩斯在有效需求原理一章写到：“总需求函数上的点D的值——在该点处，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被称为有效需求。”（Keynes，1936）

 

从希克斯到萨缪尔森到伍德福德都是12章读者。即使是凯恩斯本人也宣称自己是一个12章读者（Keynes，1937）。Krugman（2011）说：“那又怎样？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也只是一个人。我们现在的目标并不是要成为凯恩斯原教旨的忠实信徒，而是要在他的帮助下尽可能的应对世界经济。”因此，克鲁格曼是第一部分读者。

 

次级债所反映出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复杂程度已经很难让人们以现有的推理能力或逻辑直接去预期所要发生的事。因此，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畸形市场繁荣也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当前，发达经济体最显著的宏观经济特征可能就是低利率情况下，需求不足（Blanchard，2016）。Uhlig（2017）说中国资本存在过剩现象。

 

三、凯恩斯的目标与措施

 

凯恩斯希望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呢？O’Donnell（2011）说，凯恩斯可能会采用理论学家Moore（1903）的立场，理性行为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提升内在品质。在剑桥学习期间，除了主修数学专业外，凯恩斯最感兴趣的是哲学与伦理学，并终生受到Moore（1903）的伦理观的影响。作为巴黎和会英国财政部代表，面对巨额的对德战争索赔，凯恩斯无可奈何，只好辞职。在《和约的经济后果》（2008，中译本）中，他论证主动压低索赔，对欧洲乃至世界和平，有百利而无一害，警告贪得无厌将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在1930年发表的“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一文中，凯恩斯更是预言，100年后，当我们的基本需求满足后，要追求更高的需求。这种更高的追求可能就是提升道德品质。为此，经济学应该为这种社会转变提供必要的前提与准备，例如，创造充分就业、合意的物质以及社会规范等等。正如凯恩斯在通论第24章写道：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经济社会的突出缺点就是其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和收入的随意、不公平分配。本书的前述理论对于充分就业的支撑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还有两个重要内容对分配不公非常重要。……以提高消费倾向的方式来实施收入再分配措施可能对资本增长有积极影响。”（Keynes，1936，pp.373-374）

 

凯恩斯反对“边沁主义”，而用Moore的哲学观作为指导。他也反对放任自由的经济体系或未经管制的资本主义，而应该由一个政府来管理市场系统，以促进充分就业、低通胀，并帮助引导社会演化。

 

在通论中，凯恩斯主要关注的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凯恩斯并不像通常学者们认为的那样——货币政策总是无效的。相反，他认为货币政策有其作用，但是在某些情形中，单独实施的货币政策并不足以发挥作用，它的效果会递减，甚至降为零。因此，他转向财政政策，尤其是对投资而非消费的政策来管理总需求。为了弥补私人部门投资的不足，政府要果断出手投资基础设施等等。但是，随着经济复苏，政府要逐渐退出。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投资社会化”。

 

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凯恩斯还关注于其他许多政策工具。收入政策对于处理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是必要的。此外，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资本流动管制等国际经济与金融制度安排对于市场经济也非常重要。总之，凯恩斯的核心政策主张是：所有促进合意结果的政策均可作为工具，它们要么单独，要么结合使用是经济状态依存的。

 

凯恩斯强烈支持政府干预，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公共管理或所有的实体、其他各级政府。政府规模不能太小，因为要实现上述目标——充分就业和减低不平等，根据经济社会条件来实施合适的政策需要政府拥有一定的规模，而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能力，我们才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失灵（Keynes，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p.372）。但政府规模也不能太大，或者控制经济的方方面面，需要有私人企业在没有中央规划下来作出决策。那么，政府不应作为中央规划者或者全能上帝，而应该与企业同等参与市场，它们之间的策略互动应该作为理解“社会化投资”的前提。通过促进社会控制下的总需求水平（或者结构变化），社会化投资印证了混合经济相关制度的优势。[2]

 

结语 

 

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凯恩斯真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吗？克鲁格曼说：“就像一名游客来到博物馆，看到乔治.华盛顿的画像，问导游，华盛顿真的长这个样子吗？导游回答说，这就是他现在看起来的样子。”

 

ps：如果凯恩斯真的复活了，看到这些估计会再次晕死过去吧！本文只是作者无聊、瞎想之作，极可能是作者的青春荷尔蒙分泌过多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6月是凯恩斯的诞辰，而我目前是一个坚定的“强化市场型政府”论者（可参见奥尔森的《权利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中译本）。我们曾经思考，“暴发户理论”非常形象：经济突然上来了，可看似“上流”社会的level并没有跟上，还是停留在基本需求的层面。正如凯恩斯（1930）所说“100年后，当我们的基本需求满足后，我们应该转向更高的需求”。我们想马克思也应该是这种社会转变的意思。但是，当了“暴发户”，许多能力与思想都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既然agent的转变跟不上经济，那么，有个组织来引导这种转变是一种备择的机制。组织采取什么手段措施呢？马克思采用了革命，凯恩斯采用了财政与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从理性行动的逻辑去约束激励，进而引导行为人的转变。

 

参考文献（略）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注释：

[1]有很多人把通论当做反对经济学数学化的武器。暂且不论凯恩斯是数学科班出身，而从来没有“正经”地学习过经济学。其实，通论里的方法论哲学与概率专题论文中的方法论哲学一脉相承。凯恩斯的所有研究均从现实世界的问题出发，而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在通论中以一种逻辑和概念性框架来演绎。这种逻辑和概念性框架强调定性和定量因素同等重要，而不必压缩进一个单一的类别之中。因此，通论的写作方法并不意味着反对数学，而只是逻辑与概念演绎更适合于构建问题与分析，数学作为一种补充，只有在适合使用的地方发挥作用。

[2]凯恩斯支持一个由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中的进步元素相结合的制度。很多人觉得凯恩斯是为了从资本主义内部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恰恰相反，凯恩斯认为两者的结合能发挥两者的优势，从而最终追求一个个性化、自由、公平、正义的经济社会制度。在1939年，凯恩斯把这种社会称为“自由社会主义”（Keynes，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p.500）。

 

许文立，经济学博士，xuweny87@163.com

许坤，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kunxu2014@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