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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路易·大卫画作《苏格拉底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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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ira, Diana, and Santiago Pérez. Who Benefits from Meritocracy?. No. w3011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2.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西晋初年,名臣刘毅上疏痛陈时弊,将矛头直指当时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然后,在刘毅去世后的300年内,以门第为核心的人才制度依然是众多王朝的不二选择,直到隋文帝开科取士,才将其彻底埋葬。

 

此后,标准化考试的鼻祖——科举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科举制规定士子可投牒自进,自由报考,不限门第,对考生秉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用文学的笔触描述了科举考试对阶层跃升的巨大影响。

 

然而,标准化考试真的能够改善社会公平吗?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并不知道。UC Davis的两位学者使用美国19世纪末推行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作者使用美国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实施前后10年间,华盛顿特区(DC)的公务员群体社会背景结构的变化,发现考试显著增加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但这一比重的增加是以底层群体比重的降低为代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考试制度降低了底层群体在政府部门的代表性,进而可能提高了社会不平等。

 

01 

政策背景

 

美国在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联邦政府的公务员聘用是建立在所谓的“分赃制”的基础上。在这一制度下,公职人员的任命并非基于个人能力,而取决于政治与个人关系。每逢选举季,政客们都会用封官许愿,拉拢一批人为其奔走效力。政客当选之后也多会兑现其诺言,将联邦政府的职位许给赞助者。

 

虽然一直有人主张实施以考试为主的现代化选官制度,但矛盾的真正激化却始于一场刺杀。1881年7月,上任仅六个半月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被一个失望的求职者枪杀(死于当年9月)。凶手自认为在加菲尔德的选举过程中出力甚多,但新政府对其求官的渴望敷衍了事,于是他才伺机报复。

 

这一刺杀事件将选官制度改革推向政治舞台中心。当年12月,民主党参议员彭德尔顿提出一项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即彭德尔顿法案)。该提案于1882年顺利通过,并于1883年1月颁布,分赃制正式废除。此后,政府行政部门的机要岗位将由公开、竞争和匿名的分级考试来遴选。

 

需要说明的是,该法案豁免了两类群体。一类是职务较高的群体,如部门首脑,当选政客等;另一类是工资较低的杂工。受政策冲击最大的是政府中层的文职人员。

 

识别策略

02

 

作者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来识别考试制度对公务员社会背景的影响。第一重差分为改革前后聘用的公务员的特征;第二重差分为需要考试的职位与免试的职位:

其中yipt为t年职位p的公务员i的社会背景指数,该变量由父母财富排名、父母是否识字、父亲是否为专业人员等一系列指标经主成分分析构造而成。Examp为受处理的职位,即那些需要考试才能入职的岗位。Aftert为改革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

 

此外,作者还使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考试制度的动态影响,基期设为分析窗口的第一年(1873年):

03 

实证结果

 

(1)基准回归

作者首先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第一二列为社会背景指数,第三四列为主成分分析的第一主成分。可以发现,不管哪一种衡量方式,考试均显著提高了公务员的社会背景。

下图则展示了事件研究法的结果,各期系数有正有负且均不显著,符合平行趋势假设。政策之后各期系数均为正,且部分期数在统计上显著。说明改革的政策效应真实存在。此外,改革后系数迅速上升,随后又渐趋缩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社会背景较差的群体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适应考试内容,才能追赶上社会背景较好的群体。

(2)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已知,考试制度增加了家庭背景优异的群体在公务员群体的比重。而公务员的人数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个群体在考试制度中受损呢?

 

作者首先绘制了考试制度实施前后公务员的社会背景分布。如下图所示,可以发现在考试之前,公务员的背景分布大致呈U型,近40%的公务员出自最优渥的家庭,但也有18%的公务员来自最底层的家庭。但考试实施之后,这一分布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家庭背景位于中上游的群体在公务员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底层群体占公务员的比重却快速下降。考试制度起到的是“劫贫”而非“劫富”作用。

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位于前60%-80%的群体占公务员的比重显著增加,而最底层20%的群体占公务员的比重却显著降低。

 

(3)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中,作者使用的是一系列指标构建的社会背景指数。接下来,作者直接单个指标刻画考试对公务员群体社会背景的影响。

 

首先是父母的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考试使得父母财力更为雄厚的群体进入公务员部门。且父母的财力主要体现在个人财富上,而非房产上。

随后,作者又分析了父母的职业变化。结果发现考试增加了公务员的父亲是专业人员或农民的比重,而降低了蓝领子弟的比重。(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农民群体并不贫穷)

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公务员群体的来源变化,发现考试降低了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在公务员群体中的比重。

 

文章结论

04

 

长期以来,“以考代评,择优录取”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然而,也有批评者认为,考试制度不过是复制了现有的不平等。两位作者使用美国历史上实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研究了这一争议性的问题。结果发现考试制度的引入增加了中等阶层在公务员群体的占比,但这是以损害底层群体占公务员的比重为代价的。

 

考试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实现公平-效率均衡的灵丹妙药,既可以选出最优秀的候选者,又可以增加底层的代表性。但这篇文章无疑对这一论断构成了挑战。评估考试制度对社会公平的潜在影响,关键要了解形成考试和其他选择标准所奖励的属性(教育、关系等)分布的力量(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forces shap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ttributes (education, connections, etc.) rewarded by exams and by the alternative selection criteria.)。如果像美国这样,将实现社会公平的路径寄托于考试制度之上,其结果可能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Abstract 

Does screening applicants using exams help or hurt the chances of lower-SES candidates? Because individuals from lower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fare, on average, worse than those from richer backgrounds in standardized tests, a common concern with this "meritocratic" approach is that it might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pportunities of lower-SES individuals. However, an alternative view is that, even if such applicants underperformed on exams, other (potentially more discretionary and less impersonal) selection criteria might put them at an even worse disadvantage. We investigate this question using evidence from the 1883 Pendleton Act, a landmark reform in American history which introduced competitive exams to select certain federal employees. Using newly assembled data on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an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strategy, we find that, although the reform increased the representation of "educated outsiders" (individuals with high education but limited connections), it reduced the share of lower-SES individuals. This decline was driven by a higher represent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with little chang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upper-class applicants. The drop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ower-SES workers was stronger among applicants from states with more unequal access to schooling as well as in offices that relied more heavily on connections prior to the reform.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lthough using exams could help select more qualified candidates, these improvements can come with the cost of increased elitism.

 

推文作者:陈波,暨南大学

联系方式:chenbo2019@email.s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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