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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胡志韧 
 
原文信息:Johannes C Buggle, Ruben Durante, Climate Risk, Cooperation and the Co-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2021
 
01 引言
 
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追溯社会信任起源与发展的论文却相对较少,尤其缺乏深入探讨其形成过程中基本因素作用的研究。而本文则讨论了气候环境风险与社会合作/社会信任形成与演化之间的历史关系,丰富了这一方面的研究。
 
本文认为,在以农业为主的前工业化时期,气候的年际波动是农民面对的主要风险之一。在缺乏完善的信贷和保险市场的情况下,为了规避这一区域性风险,人们可以加强与其他地区人的经济联系,以此作为一种相互保险。然而,随着距离的增加,这一保险的收益虽然会增加,但激励和信息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因此,这一保险机制需要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在社会合作中形成的社会信任,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历史上的气候波动,应该可以解释今天社会信任的差异。
 
利用欧洲在1500-2000年间的古气候数据,以及含有社会信任相关变量的调查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问题。结果显示,在工业化前时期(即1500-1750 年),温度和降水年际波动较大的地区在今天会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程度。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这一结果主要是由农业驱动的,并通过制度与文化的协同作用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02 数据
 
(1)气候波动数据:本文使用了两种气候数据,第一个是ESTPR重建的古气候数据,这一数据的时间跨度是从1500-2000年,每个栅格的宽度大约是56km(赤道距离,下同);第二个是东安格利亚大学提供的实测气候数据,时间跨度是从1900-2000年,空间分辨率约为20km。两个数据都包括了气温和降水两大指标。本文计算了每个栅格在1500-1750年间各个季度气温和降水的标准差,并以一个区域所有栅格的平均值作为该区域气候波动水平的代理指标。除了气温和降水外,也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二者的综合指标。
(2)地理数据:模型中控制的地理变量包括平均气温、平均降水、平均土地质量、区域内土地质量差异、海拔、坡度、离海距离、离河距离等。这些数据来自于ESTPR、联合国粮农组织等。
 
(3)社会信任数据:这一数据来源于2002-2016年间的八轮欧洲社会调查(ESS)。在这一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用0-10之间的数字来表明他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该变量可以用来衡量社会信任水平。
 
03 气候风险与社会信任
 
(1)基准回归结果
 
 
与此同时,在区域均值之外,基准回归也利用个人层面的数据研究了气候波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用个人层面数据的好处是可以控制一系列个人层面的特征变量。这些结果同样证实了之前的结论。
(2)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明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报告在下表中,剩余的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原文附录:
 
① 去除了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样本;
 
② 控制了不同地区向农业社会进行转型的耗时;
 
③ 加入气候波动的二次项,以研究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即出现极端气候异常时会降低社会信任;
 
④ 计算了 的值,以验证这一结果是否是由不可观测因素驱动的;
 
⑤ 使用不同时期的气候波动数据,如1500-1700、1500-1800、1500-1900;
 
⑥ 将样本根据气候波动的水平分为高和低两组,并对两组样本按照地理距离进行匹配;
 
⑦ 利用ESS调查中其它两个反映社会信任水平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⑧ 利用家庭联系作为被解释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关系在个人生活中越重要,他们对家庭外其他人的信任程度越低。
04 机制分析
 
(1)农业:本文根据各个区域1900年农业劳动力占比将所有区域分为农业主导地区和非农业主导地区,发现前者系数显著大于后者,说明在农业为主的地区,气候波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较大;
 
(2)历史贸易:本文利用欧洲历史上的小麦价格数据发现,气候冲击对于小麦在各地的市场价格差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气候波动促进了小麦的贸易;
 
(3)异质效应:本文发现,在温度波动空间相关性较强、环境多样性较高、距离中世纪商路较远、食物存储能力较弱的区域,气候波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较小;
 
(4)其余可能的解释:经济发展情况、人口、经济专业化、冲突都有可能影响到社会信任的发展,在将反映这些因素的变量加入模型以后,结果仍然稳健;
 
(5)宗教:有研究指出宗教团体可能会提供恶劣自然条件下的保障,但本文利用ESS的宗教信仰数据,并未发现气候波动与宗教信仰之间存在关系。
 
05 长期影响机制
 
(1)制度:基于前文的结果,本文认为气候波动的影响可能会通过制度而长期延续下去,因此,本文利用1500-1800年间欧洲公社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已有的研究表明,公社是一种有利于公民参与和社会合作的制度,因此各个区域公社城市的占比可以反映当地的制度水平;此外,也利用来自QoG的政府质量作为制度的另一个变量。下表Panel A结果显示,在气候波动大的地区,往往更有可能采取参与性的制度和更高的政府质量。
(2)文化:除了制度以外,气候波动的影响也可能通过文化的代际传递而产生持续影响,虽然这一点难以直接验证,但一个区域本地居民和外地居民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问题。在下图中,本文对比了气候波动对本地居民和外地移民(最近移居)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气候波动对新移民的影响接近于0,而对本地居民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06 总结
 
本文详细研究了气候风险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历史关系,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聚焦于气候波动这一环境风险,提出并检验了一个假设: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民为了应对气候风险而产生合作需求的结果。由于社会合作在风险较高的环境中更有价值,因此在气候波动较大的地区,将更有可能出现持久而广泛的社会信任。本文在欧洲背景下的实证分析为这一假设提供了证据,研究结果证明,在历史上温度和降水年际波动较大的地区,在今天会表现出更高的社会信任水平。这一影响在农业为主的地区更加显著,也印证了社会信任本质上是为了应对气候风险对农业收入的威胁。在具体的机制方面,本文发现气候波动大的地区更有可能与其它区域进行贸易,也更有可能采用参与式和包容性的制度。社会合作与社会信任促进了制度的产生,而制度又反作用于它们,影响也体现在更高质量的政府治理中。本文的结果表明,地理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文化规范和制度的演变,对人类的合作行为产生长远的影响。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risk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ooperation. We hypothesis that trust developed in pre-industrial times as a result of experiences of cooperation aimed at coping with climatic risk. We document that European regions with higher pre-industrial climatic variability display higher levels of trust today. This effect is driven by variability in the growing season months and is more pronounced in agricultural regions. Regarding possible mechanism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climatic risk favoured intercommunity exchange and the early adoption of inclus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qual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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