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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Bargain, O., Etienne, A., & Melly, B. (2026). Is the Public Sector Losing the Battle for Talent? Evidence from long French Panel Data. The Economic Journal, 136(674), 686-720.

        大萧条使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达到了和平时期的创纪录水平，促使一些政府对公共部门实施名义甚至实际工资削减。特别是在法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冻结了公共部门工资。然而，虽然过高的公共工资水平可能扭曲市场竞争并加剧公共赤字，但大幅削减公共薪酬也可能是有害的，如果它通过使吸引和留住技术工人变得困难而威胁到公共服务质量的话。这个问题在近期疫情给公共卫生和教育系统带来压力后变得更加紧迫，这提醒了人们积极高效的公职人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制定良好的公共工资政策的第一步是全面理解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同时考虑工人之间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技能差异。

        文章利用1988-2019年法国行政面板数据集，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条件下，估计了公共部门就业的无条件分位数效应。在控制了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之后，发现公共部门的工资差距在整个工资分布上大致为负。公共部门压缩了工资分布，尤其是在顶部观察到了特别大的工资惩罚。这种压缩效应部分被冗余参数偏差所掩盖，使用分割面板刀切法对其进行了校正。本文记录了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的结合如何与这32年期间工资差距的演变相一致。尽管薪酬较低，但公共部门吸引的个体在可观测和不可观测技能方面平均而言更好。然而，这种技能差距随时间显著缩小，并在高收入者中消失，这要求制定政策以恢复公共部门管理职业的吸引力。

        实证工作基于法国工薪阶层的 PTS-EDP 样本。它结合了两个不同的数据集。第一个是“Tous Salariés 面板”（PTS），由法国国家统计研究所 INSEE 通过安全访问提供。PTS 基于每年的员工记录（DADS），由所有法国公司每年填写，并由公共部门的工资记录补充。与工资调查（如法国劳动力调查，FLFS）相比，注册数据基本上避免了应答误差，并且规模更大，更能代表法国工薪阶层人口。

        为了控制稍微更全面的个体特征集合，使用PTS-EDP 样本，EDP 汇集了来自民事状态登记册、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行政信息，作为面板集包含与 PTS 相同的信息（即部门、收入和工时），加上教育类别、子女数量和法国工薪阶层的婚姻状况。

        本文只关注雇员，自雇人士和农民不包括在内，删除了所有不属于活跃人口或不工作的人。保留18-60岁的工人，以避免非常特殊的职位（学徒制，针对年轻人；公共部门的提前退休），同时也删除了在面板中出现少于四次的工人。文章关注主要工作，忽略次要活动和兼职。主要工作的年度净收入包括工资、加班费、所有奖金、利润分享、应税实物福利和职业费用。

        经过选择后，样本包括约179500名个体和约268万条面板观测值。表1概述了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人的特征。第一行比较了各部门的对数工资，总体以及数据的第一年和最后一年。发现总体原始工资差距约为9%，在1988-2019年期间趋于下降。表格的其余部分展示了工人的人口统计特征、广泛的职业类型和教育水平。

        文章通过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无条件分位数效应以及冗余参数偏差校正等方式揭示了公共部门真实的工资压缩效应及其随时间的演变。

3.1.1原始差距和无条件分位数效应

        首先使用合并的面板年份来关注整个工资分布上的公共部门工资差距。图2(a)比较了（i）原始工资差异，（ii）控制可观测特征差异的无条件分位数效应（UQE），以及（iii）控制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特征差异的固定效应无条件分位数效应（FE UQE）。原始工资差异在分布的前四分之三相当大，在顶部变为零（在第10、50和90百分位数分别为17%、12%和-5%）。相比之下，UQE要小得多：一旦控制了工人的可观测特征，薪酬差距在第10、50和90百分位数仅为6%、0%和-3%。与原始差距的差异基本上表明，除了在顶部，公务员在所有分布上都有比私营部门同行更好的可观测特征，他们有更多的潜在经验和教育。

3.1.2固定效应和公共部门的正向选择

        转向FE UQE，图2(a)显示原始工资差距的另一部分被公共部门中具有更好（时间不变）不可观测特征的工人的正向选择所解释。FE-UQE估计低于UQE估计，称这种差异为“不可观测技能差距”。考虑到这些不可观测技能的差异，文章揭示了在每个分位数上都存在公共工资惩罚，这种跨分位数的差异导致了几乎所有相关研究中都发现的压缩效应。整个时期平均来看，正向选择的存在表明，尽管金融回报低于私营部门，法国公共部门在整个分布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地吸引了具有更好不可观测特征的工人。公共部门对技术工人的这种吸引力可能归因于，例如，特定的便利设施和内在动机因素，即与公共部门使命相关的传统公共服务精神或公共服务动机，并与不可观测技能正相关。在需求方面，正向选择也可能反映了国家考试过程在选拔申请人中的人才方面的相对效率。

3.1.3刀切校正和公共部门工资压缩

        当引入固定效应时（图2中的长虚线），公共部门压缩效应的一部分被减弱。这种平坦化通常在基于面板数据条件分位数效应估计的研究中观察到（Bargain & Melly，2008；Campos & Centeno，2012；Siminski，2013）或无条件分位数效应（Hospido & Moral-Benito，2016）。这些研究将压缩效应归因于在工资分布较低部分占主导地位的公共部门正向选择。然而，将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应用于短面板可能赋予不可观测异质性过大的作用。冗余参数偏差很可能解释了引入固定效应时的大部分平坦化。

        通过使用长面板，本文提出了一种刀切方法来检验和解决冗余参数偏差。图2(a)报告了刀切校正后的FE UQE，显示校正恢复了文章在合并数据上使用UQE发现的大部分压缩效应。图2(b)显示了此比较的放大视图，并报告了95%置信区间。它强调了在顶部校正的显著影响。总之，公共部门由于非竞争性工资设定而导致工资压缩的假说不能被完全否定。这也意味着在整个长期内，公共工作中也存在显著的正向选择，这可能表明行政管理质量很高。然而，这种正向选择在最近几年趋于消失。

3.2 公共部门工资差距的时间趋势

        少有研究关注公共工资差异随时间的变化，特别是当考虑到不可观测技能时。然而，正如 Disney & Gosling（2008）所指出的，公共工资的时间变化可能反映了重要的政治或经济变化。文章的长面板优势，可以对公共部门工资差距的长期趋势进行初步解释。本文还研究了公共和私营部门员工之间的不可观测技能差距如何随时间变化，并可能与公共部门工资差距本身的变化以及更广泛的公共部门政策和招聘计划的选拔性相关。

3.2.1平均差距的演变

        使用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在控制基本协变量并额外控制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估计不同时间点的平均工资差距。图3将这些估计与原始工资差距趋势进行了比较。可以发现，当控制可观测特征时，平均公共工资差距变为零，OLS估计在长期内围绕零波动。当考虑时不变的不可观测因素时，它变为负值。因此，由原始工资差异代表的表观工资差距的很大一部分由简单协变量解释，如潜在经验和教育水平，而较小的一部分——根据时期不同在四分之一到一半之间——是由于公务员更好的不可观测技能。原始差距与OLS估计之间的差异随时间趋于减小，OLS与FE估计之间的差异也是如此：基于可观测和不可观测技能的公共部门正向选择似乎在逐渐缩小。

3.2.2解释公共工资差距的趋势：政策和商业周期

        本文对估计的公共工资差距的平均趋势提供尝试性解释，这可以通过政策和商业周期的组合来解释。政策周期可以由总统任期来代理，如图3顶部所示，执政的总统所属政党是法国公共部门总体政策的一个良好指标，但有一些共治时期的例外。

        1980年代末期的大幅公共部门惩罚可能反映了1983年后法国的紧缩转向，伴随着工资克制和优先减少公共债务。密特朗第二任期下更好的条件允许社会党人实施补偿政策。1988-1995年期间的标志是允许公共部门薪酬追赶性增长的措施。1990年代上半叶也是劳动力市场疲软、私营部门工资适度增长的时期。直到1990年代中期观察到的上升趋势，无论是使用原始工资差距还是图3中的FE估计，都与这些政策变化一致。

        在接下来的时期，公共工资差距的暂时下降可能反映了1998-2002年的35小时工作周过渡，可以看到公共部门的相对工资增长停止了，没有35小时工作周过渡的反事实情景（虚线）显示了相对停滞。在可能的解释中，可以提到两股相反的力量：1990年代末期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直到2000年持续的分类改革。2002年后的轻微下降可能由该时期的经济好转和希拉克的保守计划解释。然而，它不如原始差距的强烈下降显著，表明该时期也以进入公共职业的正向选择持续衰减为特征。大萧条后，即2009-2010年的暂时反弹反映了危机主要影响了私营工资。从2010年起，趋势相对平坦。略微下降的趋势可能由保守政策通过冻结公共工资来平衡公共预算解释。这一政策伴随着自2007年以来公共就业占总人口比例的相对下降。公共部门薪酬冻结在中间偏左政府下被中断，2016年7月参考工资适度增加0.6%，2017年2月再增加0.6%，这反映在这些年份观察到的公共工资差距的暂时增加上。2017年后的下降趋势与马克龙政府恢复公共部门名义工资冻结一致。

3.2.3工资差距沿工资分布的演变

        图4报告了刀切校正后的FE UQE估计，作为在不同时间点公共工资差距的最佳分布测量。置信区间显示，由于样本量大，估计非常精确，即使对于特定的分位数和时期也是如此，时间趋势在无条件分位数之间非常相似。在1988-1995年期间，分类改革似乎在分布上产生了相同的公共部门工资相对增长。最后一个时期也符合上述平均趋势，2002年后出现普遍但轻微下降。2009年的反弹，可能由于危机期间私营部门工资的削减，在分布顶部更强但更短暂。最重要的是，分布的上半部分受到2010年后公共工资冻结的强烈影响：2016-2017年的小幅工资增长似乎主要贡献于较低分位数，似乎并未减缓中位数和顶部公共工资差距的持续下降。压缩效应在大多数年份得到验证：在更高的无条件分位数上，公共工资惩罚更大。可能与影响上半部分的工资冻结有关，这种压缩在近年来相比2000年代趋于增加。

3.2.4进入公共部门的正向选择的演变

        将原始工资差距与UQE（或OLS）估计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可观测特征对原始部门薪酬差距的贡献。然后，UQE与FE UQE之间的差异捕捉了不可观测技能的贡献。两者都在图5中报告。

        在图5(a)中，可观测差距在最低和中位数分位数上 显著为正，但在顶部不是。如这种模式主要反映了基于最低学历要求的公共部门招聘计划的选拔性，以及它对刚进入公共部门或职业生涯早期的人重要，但对高级职位的人不重要。在所有水平上，可观测技能差距自2000年代初以来趋于下降，即图3中原始差距与OLS估计之间差异的减小。这部分可以由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解释，特别是私营部门在中等学历方面的相对追赶。

        在图5(b)中，不可观测技能差距平均为正，在早期和晚期年份跨分位数大致相似。它表现出持续下降，随后在近期相对停滞。在不同分位数上进入公共部门的正向选择减少支持了先前观察到的平均趋势。在早期，几个因素可能促成了这一趋势。首先，公共部门在1990年至1996年间显著扩张，这是由于预期退休增加而采取的招聘政策。这种扩张可能吸引了较少受公共服务精神激励的进入者。第二，随着非终身职位的引入和传统竞争性考试之外的替代途径，公共部门的招聘变得更加多样化，导致总体上选拔性较低的招聘实践。第三，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削弱了正式资格与不可观测技能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公共部门职位的最低学历要求现在可能在识别具有优越不可观察技能的候选人方面效果较差。

        结合图5的两个面板，整个时期公共部门优势大约下降了12个百分点。虽然总技能差距在较低和中等水平仍然为正，但下降趋势导致公共部门雇员在分布顶部的内在优势完全消失。这些雇员现在在可观测技能方面构成了一个负选择群体，他们相对不可观测的技能优势已经太小，无法抵消这一缺陷。

        本文利用法国的一个长面板数据集，提供了关于整个工资分布上公共部门工资差距的新证据。为了解决职业部门潜在的内生性，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易于处理但灵活的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估计，报告了易于解释且对政策分析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有用的无条件分位数效应，使用分割面板刀切法校正了冗余参数偏差，并发现这种校正是揭示公共部门效应真实异质性所必需的。

        政治周期和商业周期的混合与32年来公共工资差距观察到的时间变化一致，包括1990年代初期公共部门强有力的工资追赶政策，但过去十五年的名义工资冻结。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公共部门低收入者的购买力下降，但对分布上半部分的人没有，因此观察到了下降趋势。文章通过分析公务员的质量，以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特征的差距衡量，发现尽管存在公共工资惩罚，法国公共部门在整个时期平均成功地吸引了更好的工人，无论是在可观测还是不可观测技能方面。进入公共工作的正向选择可能是因为选拔性的招聘过程和补偿性差异，如内在奖励。然而，这些部门间的技能差距随时间一直在下降。虽然本文的结果对公共服务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挑战，但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分析上述不同因素和其他可能机制的作用，以更好地设计旨在恢复公共部门高层职业吸引力的政策。

推文作者：

王佳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数字贸易与知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