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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杜静玄 
 
原文信息:Buera, Francisco J., and Ezra Oberfield.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ideas." Econometrica 88.1 (2020): 83-114. 链接:https://doi.org/10.3982/ECTA14044
 
01 介绍
 
本文用一个可量化的模型展示了开放对于经济体发展的作用,并揭露了一条新传导机制:国家之间最优实践的扩散与传播。本文将创新和扩散建模为一个过程,将新思想与其他行业和国家的见识相结合。洞察力是随机产生的,是生产者之间局部互动的结果。开放性通过确定生产者从中得出见解的分布来影响思想的创造和传播。该模型可以纳入和对比在各个国家传播的不同渠道,并专注于两个主要渠道:(i)洞察力来自向一个国家的销售商品;(ii)洞察力来自于国内使用的技术。在该模型中,贸易的开放性会影响生产者得出的见解的质量,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卖方的集合和国内使用的技术的集合。该模型与Eaton and Kortum (2002)模型相容,且进一步表明一个国家的知识储备的变化可以用其贸易份额,贸易伙伴的知识储备和参数来表示。
 
与自给自足相比,贸易开放会导致更高的临时增长率,并永久性地提高知识储备水平,因为生产者会接触到具有更高生产力的想法。本文将贸易收益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部分,静态部分包括专业化程度提高和比较优势带来的收益,而动态部分则包括通过思想流而产生的收益。首先,根据Alvarez, Buera, and Lucas (2013),本文探究了生产者从向他国出售商品中获得洞察力的渠道。动态收益在相对封闭的国家中最大,而静态收益在已经相对开放的国家中最大。对于一个贸易壁垒高的国家,边际进口往往是由具有高生产率的外国生产者进行的。虽然高昂的贸易成本意味着贸易的静态收益仍然相对较小,但从这些边际生产者那里获得的见解往往是高质量的。相比之下,对于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国家,贸易成本的降低会导致贸易带来的超边际静态收益,但是从边际生产者那里获得的洞见可能会降低生产率,并产生质量较低的想法。其后,本文将其与第二种渠道——从国内生产中处获得洞见进行对比,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的贸易壁垒将增加国内竞争,并改善那些继续在国内生产的厂商的生产率分配,从而提高经理人可以利用的见解质量。本文证明这两个渠道完全不同,且在这种范式下,贸易的长期动态收益只会放大静态收益,而当传播系数较大时,静态收益会更大。这样,来自其他人的见识会为新思想的生产力做出更大贡献。
 
02 想法扩散的一般模型
 
 
03 贸易
 
 
04 对称经济体中的贸易福利
 
 
05 量化研究
 
本节中,作者探索了该理论解释战后各个国家生产力分布演变的能力。在校准了偏好和技术之后,他们选择了双边贸易成本的演变和国家特定想法的到达率,以使该模型与观察到的双边贸易和实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完全匹配。然后通过计量的贸易成本变化来量化1962-2000年期间世界TFP的增长和TFP增长的内部差异。最后他们还扩展了基本模型,包括了中间品投入、非贸易商品以及大范围的劳动力定义(装配劳动)等。
 
扩展的贸易模型
解释TFP的动态变化
 
本节衡量了TFP增长中可归因于贸易成本变化的部分。本文首先找到一个基准反事实,即如果世界自1962年以来仍处于平衡的增长道路上,那么每个国家的TFP就是本应达到的水平——每年TFP的向量是1962 TFP向量的标量的倍数。在此反事实中,贸易成本和(趋势)到达率保持恒定,该水平与1962年的横截面一致。使用α0和κ0向量序列表示反事实中的到达率和贸易成本矩阵。
 
本节进行了两种反事实分析。首先,计算了如果贸易成本按照数据计量,但是每个国家的想法到达率仍固定在1962年的水平时,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如何变化。第二个反事实则假设想法的到达率像数据中的那样发展,但贸易成本仍固定在1962年的水平时TFP的变化。这两者可被表示为如下分解式:
对增长奇迹的分析
 
作者首先对比了韩国与美国在不同假设下的TFP增长,并概括出两个结论:第一,对于一系列较大范围内的扩散参数,动态模型解释了韩国TFP动态变化的很大一部分。第二,对于美国来说,这一动态变化对于增长的影响较小。其次,通过比较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路径,作者证明了对于从完全封闭经济体来说,开放得到的动态收益尤其大。最后,作者对于想法扩散如何解释贸易所得进行了系统性评估,得出了3点结论:1.对于扩散参数β的中间值,贸易对TFP水平和方差变化的贡献最大。对于β接近1的国家,其知识储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力最高的生产者的见解,因此,即使是接近自给自足的国家也从贸易中获得了大部分动态收益。因此,当β接近1时,该模型未能预测到中等开放国家之间TFP增长的较大差异。2.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国家看到的增长既来自贸易,也来自思想的到来,因而其协方差较大。这与一些国家在很多方面(贸易与创新双方)进行改革的观点是一致的。包括协方差,贸易成本的变化可以占TFP变化的变化的三分之一以上(当β大约为0.6时)。进一步的,减少贸易壁垒可能会至少在过渡路径上提高创新动力,而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更全面的探索值得进一步研究。3. 当按从数据推断的到达率评估贸易贡献时,贸易占TFP变化的更多方差,这是因为贸易成本的变化和创意到达率互补造成的。直观地,当洞察的到达率越大时,洞察质量的提高就越重要。
06 结论
 
本文提供了一种在国家间传播思想的易于处理的理论,并定量评估了贸易在知识传播中的作用。本文发现,当扩散强度处于中间水平时,该模型预测的TFP对贸易壁垒变化的反应要比模型在纯粹创新或纯粹扩散的极端情况下的要强。除扩散强度β的重要作用外,该模型同时说明贸易对增长的作用不是单一渠道的,且具有很强异质性——一个国家因贸易壁垒降低而产生的收入变化取决于它与哪个国家进行贸易,与哪个贸易伙伴开放贸易,已经与这些国家进行了多少贸易以及距离均衡增长道路有多远。对贸易与增长之间关系的仔细评估应该认识到(也许利用)这种异质性。不足之处在于,本文也省略了许多其他可能会补充或抵消想法扩散的渠道,而且还省略了产业之间的异质性,而这些扩展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Abstract
 
We provide a tractable, quantitatively-oriented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to explore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e model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as a process involving the combination of new ideas with insights from other industries or countries. We provid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each country’s equilibrium frontier of knowledge converges to a Fréchet distribution,
 
and derive a system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describ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cale parameters of these distributions, that is, countries’ stocks of knowledge. The model remains tractable with many asymmetric countries and generates a rich set of predictions about how the level and composition of trade affect countries’ frontiers of knowledge. We use the framework to quantify the contribution of bilateral trade costs to long-run
 
changes in TFP and individual post-war growth miracles. For our preferred calibration, we find that both gains from trade and the fraction of variation of TFP growth accounted for by changes in trade more than double relative to a model without diffusion.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diffusion, trad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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