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作者：包开花

 

原文信息：Perez-Truglia, Ricardo. 2020. "The Effects of income transparency on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4): 1019-1054.

 

原文链接：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20160256

 

01 引言

 

2001年，挪威的税务记录可以很容易在网上查询，每个挪威人只要点击一下鼠标就能知道这个国家其他人的收入。挪威媒体发布一款与Facebook相连的应用程序，并自动创建排行榜，显示Facebook好友中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人。另一款应用程序允许用户点击地图，就能看到生活在该位置附近的每个人的收入。据调查，有关表征收入的税务记录数据非常受欢迎，甚至有时比YouTube更受欢迎。但是大多数人使用这些数据不是为了揭露腐败或逃税等，而是用来窥探朋友、亲戚和社会关系。当时存在的一个理论模型表明，个人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他人的收入比较。根据上述背景本文提出如下问题：（1）挪威的这种收入透明度的增加将如何影响人们的幸福感？（2）它是否会扩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幸福感差距？（3）收入比较是否重要？（4）此外，由于技术进步使每个人都有可能了解其他人的所有信息，所以当时社会上也存在一个较激烈的争论：政府是否应该披露其数据，如税务记录？本文是第一篇针对该问题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使用挪威1985-2013年的横截面调查数据，其中包括两项最广泛使用的测度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幸福度happiness和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研究收入透明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利用三种识别策略来确定2001年透明度变化的因果效应，第一种策略是进行事件分析，观察现实中幸福-收入梯度随时间的变化。第二种策略是引入互联网接入，确定哪些人最有可能受到收入透明度的影响。第三种策略是将在挪威进行的研究，在没有受到收入透明度变化影响的德国再做一遍，从而明确挪威2001年的幸福-收入梯度变化是由收入透明度变化导致，而不是由于其他冲击，如信息进步等。

 

02 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由市场研究机构Ipsos MMI进行的挪威监测调查数据， 最终样本为1985-2013年之间每隔一年收集一次的48,570个横截面观测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因变量有4个，分别是

 

Happiness和Life Satisfaction。这是主观幸福感的两个最广泛使用的衡量标准。调查数据包含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的问题，如关于Happiness的问题是：“你会经常形容自己：非常快乐；很快乐；不是特别快乐；一点也不快乐”。

 

Perceived Income Rank 和Income Adequacy。表征对收入的充足度，用于分析透明度对幸福感产生的机制。关于Perceived Income Rank的问题是：“与其他挪威人相比，你认为你的经济状况是?比平均水平差很多；略低于平均水平；平均；略高于平均水平；比平均水平好多了”。

 

本文使用Probit-OLS方法来获得主观数据，将所有主观结果标准化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有Incom Rank；Higher Internet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

 

1、Incom Rank。它是指受访者在本年度家庭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位置。

 

2、Higher Internet。这个变量的目的是通过个体的可观察特征是否与更高的互联网访问相关来划分个体。如果这个人在家能上网，等于1，否则等于0。虚拟变量I{Higher Internet }等于1，如果个人自己预测的互联网接入超过本年度的中位数。

 

3、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和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成员总数和家庭工作成员数量的虚拟变量等。

 

 

2、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挪威 2001 年幸福-收入梯度的上升是否是由除透明 度之外发生在2001年并持续12年的另一个重大变化造成的？本文用以下两种策4 略解决：

 

第一种策略：“安慰剂”分析，即把在挪威进行的回归，用类似的调查数据 在德国进行回归。因为在德国信息披露在 2001 年前后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挪威 的影响是由同样发生在德国的事件，如信息技术的增长或 2001 年的网络泡沫破 裂等造成，那么德国的结果应该与挪威的结果相似。

 

第二种策略：设定一个包含三重差分的模型，通过构建一个变量，表明哪些 类型的个人最容易受到税务记录的影响。之后测试幸福感对这些人的影响是否更 强。不幸的是，无法构建这个理想的变量，因为调查数据不包含受访者是否访问 过税单网站等信息。但是可以基于互联网接入数据构建这个变量。假设虚拟变量 HigherInterneti,t取 1，如果个体 i 在第 t 年的可观察特征，如年龄和教育程度， 预期家庭互联网接入高于中位数。设置以下三重差分模型:

 

(4) SWBi,t = α1 ∙ IncomeRanki,t + α2 ∙ IncomeRanki,t ∙ It01−13 + α3 ∙ HigherInterneti,t + α4 ∙ HigherInterneti,t ∙ It01−13 + α5 ∙ IncomeRanki,t∙ HigherInterneti,t + α6 ∙ IncomeRanki,t ∙ HigherInterneti,t ∙ It01−13 + Xi,tβ + δt + ϵi,t

 

系数α2代表这个政策对互联网接入较低的个人的影响，期望这个影响很小甚 至为零。另一方面，α6测量了互联网接入程度较高的个体相对于互联网接入程度 较低的个体的透明度差异影响。

 

本文的 Hypothesis 3：

 

α6 > 0，即信息披露的变化对互联网接入较高的个体有更大的影响。

 

03 研究结果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如下回归结果：

 

（一）收入透明度对幸福-收入梯度的影响

 

本文首先以 Happiness 和 Life Satisfaction 为测度幸福感的因变量，分别对上 述四个模型进行回归，从而研究收入透明度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如下：

表中的第 1 列是使用公式（1）进行的回归结果。其中 Income Rank 的估计 系数为 0.311，具有统计学意义(p-value < 0.001) ，表明在 1985-2000 年间，挪威 从 最 低 收 入 等 级 到 最 高 收 入 等 级 的 幸 福 指 数 增 加 了 0.311 个 标 准 差 。IncomeRank × I 2001-2013 的系数为 0.09，为正且显著，表明从 1985-2000 年 到 2001-2013 年，幸福-收入梯度大幅增加，从 0.311 到 0.401，增加了 29%。

 

正如刚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IncomeRank × I 2001-2013 的系数可能与 2001 年信息披露的变化无关，而是这个梯度在 2001 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逐渐变化 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 2 列显示了公式（2）的对应结果，其中包含 Income Rank 与时间趋势之间的交叉项。Income Rank × Year − 1985 的系数为 −0.001，趋近于零，显著，而 IncomeRank × I 2001-2013 的系数为 0.098，正且 显著，表明幸福-收入梯度并非是在 2001 年之前就已经变化。第 3 列依次给出了 公式（3）的对应结果，这个模型同时引入了 IncomeRank 与 I 2001-2013 和 I 1997-2000 的交叉项。IncomeRank × I 2001-2013 的系数为 0.09，显著，而 IncomeRank × I 1997-2000 系数接近于零，进一步表明幸福-收入梯度变化是在 2001 年发生的。

 

第 4 列是公式（4）对应的回归结果。其中 IncomeRank × I 2001-2013 的 系数为-0.004，不显著，表明 2001 年互联网接入较低的个人的幸福-收入梯度没有变化。而 IncomeRank × I 2001-2013 × I HigherInternaet 的系数为 0.217， 显著，表明互联网接入程度较高的个人的幸福感-收入梯度显著增加。验证了幸 福-收入梯度的变化完全集中在互联网接入较高的个人之间。关于 Life Satisfaction 的分析与 Happiness 的分析类似。而第 7 列和第 8 列是 利用德国数据分别对公式（1）和（4）进行的回归。第 7 列的 IncomeRank 系数 0.539，在数量上与挪威的相应系数相同。而 IncomeRank × I 2001-2013 的系数 为 0.018，接近于零，不显著，表明德国的生活满意度-收入梯度在 2001 年前后 没有显著变化。第 8 列的 IncomeRank × I 2001-2013 × I HigherInternaet 的系 数为−0.011 接近于零，不显著，表明在德国，互联网接入程度较低和较高的个人 之间，生活满意度-收入梯度没有差异变化。这些进一步表明挪威 2001 年的幸福 -收入梯度的上升不是由同样存在于德国的其他冲击，如信息进步等造成的。

 

以下事件分析结果也同样验证了上述回归结果，得出一致结论。

结论一：

 

（1）更高的收入透明度导致了 29%的幸福-收入梯度和 21%的生活 满意度-收入梯度的增加。

 

（2）挪威的幸福-收入梯度在 2001 年前没有增加，上 升发生在 2001 年。

 

（3）挪威 2001 年的幸福-收入梯度的上升不是由其他冲击如信息进步等造成，而是由收入透明度增加所导致。

 

（二）透明度对幸福产生影响的机制——自我感知渠道

 

普遍存在中产阶级偏见，因为富人环顾四周，看到其他富人，错误地以为自 6己是中产阶级；同样，穷人看到周围的穷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当收入变得 更加透明时，富人感到自己比想象中更富有，穷人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穷，进而 导致幸福感差距变大。本文分别以 Perceived Rank 和 Income Adequacy 作为因变 量对自我感知机制进行分析，依旧利用前面的 4 个公式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表中第 1 列是公式（1）的对应结果，IncomeRank 系数为 2.172，显著，表 明在 1993-2001 年期间，从最贫穷家庭向最富裕家庭的转移与感知收入等级的 2.172 个标准差的增加有关。IncomeRank × I 2001-2013 的系数为 0.185，显著， 表明更高的收入透明度增加了感知收入等级和实际收入等级之间的梯度 8.5%。第 2-4 列是其他回归模型下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评估自我感知机制，以 Income Adequacy 作为因变量，检验个人 可能会通过观察别人的收入来形成自己的收入愿望。那些更富有的人，当他们发 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富有时，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收入更充足；较贫穷的人，当他们 得知自己比想象中更穷时，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收入不够。第 5 列的 IncomeRank × I 2001-2013 系数 0.061，显著，表明较高的透明度增加了收入充足性与收入等 级之间的梯度 4.7%（从 1.290 到 1.351）。

 

结论二：

 

（1）更高的收入透明度增加了感知收入等级和实际收入等级之间的 梯度 8.5%，收入充足性和收入等级之间的梯度 4.7%。

 

（2）尽管可能不是全部， 7但其中一些影响是通过自我感知的收入排名的变化而起作用的。此外，本文的粗略估算得出，2001 年后 22%的幸福-收入梯度是由收入比较 造成的。

 

结论三：收入比较在幸福感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结论四：对于政策的启示是，收入透明度对低收入个体的福祉有负面影响， 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透明度是不好的。宣传和传播信息的其他方式可以减少 这些不利后果。

 

04 总结

 

本文以 2001 年挪威税务记录可以很容易在网上查阅，使该国的每个人都可 以看到其他人收入为背景，认为由于收入比较，更高的收入透明度可以增加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幸福感差异。利用调查数据和多种识别策略，表明更高的收入透明度导致了29%的幸福-收入梯度和 21%的生活满意度-收入梯度的增加。尽管可能 不是全部，但其中一些影响是通过自我感知的收入排名的变化而起作用的。收入比较在幸福感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本文讨论了设计披露策略的一些启示。证据表明，正如那些反对收入透明度的人所主张的那样，收入透明度对低收入个体的福祉有负面影响，但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少该影响。

 

Abstract

 

In 2001, Norwegian tax records became easily accessible online, allowing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to observe the incomes of everyone else. According to the income comparisons model, this change in transparency can widen the gap in well-being between richer and poorer individuals. Using survey data from 1985–2013 and multiple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we show that the higher transparency increased the gap in happiness between richer and poorer individuals by 29 percent, and it increased the life satisfaction gap by 21 percent. We provide back-of-the-envelope estimates of the importance of income comparisons, and discuss implications for the ongoing debate on transparency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