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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威慑”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来自军事策略断点的证据

推文人 | 王金 
 
原文信息:Dell M, Querubin P. Nation building through foreign intervention: Evidence from discontinuities in military strategi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8, 133(2): 701-764.
 
01 引言
 
在殖民地和被侵略国扶持亲美政权一直是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军事战略。但是,美国究竟采取了什么策略来实现这一目呢?事实上,在美军内部一直存在着关于采取何种军事策略的巨大分歧:一部分官员认为应当通过“自上而下(top-down)”的轰炸迫使敌人屈服,而另一部分官员则希望通过“自下而上(bottom-up)”的经济援助争取占领区民众的支持。孰对孰错,在美国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为了解决这一长期争论,最为便捷的办法就是直接考察“轰炸”和“经济援助”两种策略的实际效果。如果轰炸能够减少反抗活动,那么就说明轰炸是一项有效的军事策略。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学者专门研究了轰炸的后果。但是,由于被轰炸的目标并不是随机选取的,这导致使用OLS无法良好估计出轰炸的净效应。针对这个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使用“上一期地下党活动数量”作为轰炸的工具变量。然而,各期地下党活动数量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这个工具变量不能很好地解决轰炸的内生性问题。
 
在本文中,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elissa Dell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Pablo Querubin仔细研究了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在南越占领区实施的军事策略,估计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军事策略对占领区军事、社会和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1)作者使用美国国防部制定的村庄安全等级系数作为轰炸的工具变量的来源。这个安全等级系数分为1-5五个等级,系数越小表明村庄越不安全,即有反抗军活动的概率更高。因为村庄的安全等级系数能够直接影响空军司令部决定轰炸哪些村庄,所以这个系数与轰炸变量强相关。但是,作者没有止步于此。实际上,由于这个连续的安全系数在被录入电脑时经过了“四舍五入”这个步骤,这就导致安全系数在0.5这个阈值附近的小村庄——即使他们的实际安全程度可能差不多——遭到了完全不同等级的轰炸。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小村庄安全系数为2.4999,另一个小村庄安全系数为2.5001,他们实际的安全程度其实非常近似。但是,由于初始数据在被录入电脑时进行了“四舍五入”,导致一个小村庄被录入为2分(表示“不太安全”),另一个小村庄被录入为3分(表示“一般”),结果是前一个小村庄比后一个小村庄遭到了显著更多的轰炸。因此,作者最终使用“安全系数低于0.5阈值”的虚拟变量作为“轰炸”的工具变量,以系数上下0.2分为带宽,通过断点回归模型估计了轰炸对占领区的各项军事和社会影响。
 
(2)作者使用空间断点回归(Geographic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GRD)比较了采取“自上而下”策略的陆军辖区和采取“自下而上”策略的海军陆战队辖区在军事、公共物品供给和民意上的不同表现。
 
在经过了严谨的实证研究后,本文最终发现:遭受轰炸的地区产生了更多的抵抗活动,使这些地区变得更不安全。遭受轰炸地区的原有行政机构遭到破坏,居民正常的社会参与也有所减少。而在主张“自下而上”策略的海军陆战队辖区,不仅抵抗活动显著减少,亲美政府行政能力得到提升,占领区居民对美国和亲美傀儡政权的主观态度也发生了显著改善。基于这些研究结果,作者指出“自下而上”的军事策略往往更加有效,“自上而下”的军事策略却往往事与愿违。
 
02历史背景
 
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进入长期对峙状态,并在世界局部范围内爆发军事冲突。例如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为了帮助南越建立以吴庭艳为首的亲美政权,对越南人民的反抗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在美军内部,以陆军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员认为应当采取“自上而下(top-down)”的军事策略,通过轰炸、炮击等“武力威慑”方式逼迫反抗者屈服。具体地,他们要求在军事行动中“对农民采取野兽般的手段”、“警告任何帮助共产党组织的村庄将受到轰炸”,认为压倒性的火力优势能够从根本上打击反抗者的决心。然而,以海军陆战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官员则认为消除叛乱根源的关键在于争取民心。他们认为以经济援助为代表的“自下而上(bottom-up)”的军事策略能够帮助美军争取占领区民众的支持,从根本上消除反抗军的生存土壤。同时,支持“自下而上”策略的官员还声称轰炸和炮火只能造就更多的反叛者,因此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扶持亲美政权的目的。
 
03 数据
 
首先,本文的工具变量来源于美国国防部委托多个国防咨询公司收集的越南村级调查问卷数据(Hamlet Evaluation System,HES)。调查问卷中包含169个有关村庄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离散的数据,被通过一个贝叶斯算法(LCA,Latent Class Analysis)分别汇总为每个小村庄的19子模型的得分。这个算法叫做“潜在类别分析”,是计算得分对象进入不同分组可能性概率的统计方法,例如在本文中作者通过问卷数据重新计算了不同小村庄被评为不同安全等级的概率,并依据概率计算每个子模型的初始分数(原始的初始分数已经大量遗失,作者是根据问卷数据自己重新计算的初始分数)。紧接着,19个子模型的分数又被通过two-way和three-way模型四舍五入与合并为1-5五个等级的安全系数,安全系数越高说明村庄越安全。其中,A-5分表示非常安全,B-4分表示比较安全,C-3分表示一般,D-2分表示不太安全,E-1分表示非常不安全。下图中,Figure 2展示子模型分数汇总的基本方式,Figure 2中空心圆内2和3分别代表two-way和three-way计算的适用位置。
Figure 1展示了使用two-way的决策逻辑来四舍五入和合并安全等级系数的方式(three-way的决策逻辑图面积较大,在此不予展示,可在原文附录Figure 4-A中查找,或根据邮箱向推文作者索要)。举例,若一个子模型分数为B-3.51,一个子模型分数为A-4.6,则最终分数为B-4分。
其次,轰炸的数据来源于南越政府官员和美国区域调查员一起提供的月度调研数据(1969年7月-1973年7月)。在调研中,他们会询问村民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村庄附近是否遭受过空袭或炮火袭击,如果是的话就记为1,不是的话就记为0。这里有人质疑:如果以“空袭和炮火”作为解释变量,衡量的就不仅仅是空袭的影响。作者的解释是:首先,没有发现安全系数对地面炮击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的估计结果应当主要是由空袭驱动的;其次,“空袭和炮火”都是“自上而下”军事策略的体现,因此总的回归结果应当反映的还是“武力威慑”军事策略的影响。
 
最后,本文的结果变量数据来自于:(1)村庄评估系统调查数据(Hamlet Evaluation System,HES)。包含了村庄月度和季度的安全、经济、行政、公民社会参与等问题,将问题的答案编辑为二进制指标。例如,有地下党攻击记为1,没有地下党攻击记为0;(2)美军队管理数据。包含了美军和南越武装部队军事行动、遭受袭击和伤亡的数据;(3)公共意见调研数据。来自南越政府和美军一起收集的“绥靖态度与分析调查数据”,其中包含公民对地方政府、南越政府和美国的民意态度信息。
 
04 实证策略和结果
 
(1)轰炸的影响
 
本文首先估计了村庄安全等级系数对轰炸目标确定的影响。其中,等式(1)是表示first-stage的断点回归模型。h为村庄编号,t为安全等级系数编制完成但还没有被投入使用的年份,t+n为安全等级系数已经被用于确定轰炸目标的时期。y是轰炸的虚拟变量,below表示安全系数低于0.5阈值的工具变量。d在阈值为最近阈值时取1,否则取0。fd(distht)是表示安全系数距离阈值距离的RD多项式。
Table 2展示了一阶段回归的结果。列(1)显示当安全系数低于阈值时,村庄在1970-1972年遭受轰炸的月份比例上升了5.4%;列(5)显示当安全系数低于阈值时,村庄遭受轰炸的总月份比例上升了4.4%。这说明安全系数的确能够显著影响轰炸在村庄间的分配。其他列的结果为安慰剂检验,说明安全系数对系数应用之前的轰炸没有显著影响作用。
紧接着,本文估计了轰炸对一系列结果变量的影响。首先,是轰炸对村庄安全的影响。在Table 4中,列(1)显示从没有轰炸到每月平均0.28次轰炸,村庄位于“非常安全”或“比较安全”等级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了19个百分点;列(2)显示累积轰炸使村庄位于“非常安全”或“比较安全”等级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了17个百分点。列(3)-(11)分别估计了累积轰炸对地下党活动各类指标的影响,结果发现轰炸显著增加了各个村庄的地下党活动。这一结果说明轰炸不仅没有增加村庄的安全程度,反而为地下党的活动创造了土壤。
Figure 5清晰展示了Table 4的回归结果。断点左侧意味着安全系数低于0.5阈值,在断点左侧村庄更容易遭到轰炸;断点右侧意味着安全系数高于0.5阈值,相比低于阈值的村庄更不容易遭到轰炸。结果显示,断点左侧村庄的在轰炸后显示了更高水平的地下党活动(VC是地下党名字的缩写)。
其次,是轰炸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从Table 5的回归结果中作者发现轰炸增强了南越军队和美军的军事活动频率。在经过轰炸后,虽然短期内美国、南越和地下党的伤亡都减少了,但在长期南越和地下党的伤亡都显著增加了。这一结果背后的含义在于“轰炸”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反叛问题,相反会进一步加剧长期军事冲突,对于友军的军事实力也会造成削弱。
Table 6估计了轰炸对地方行政能力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轰炸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导致村内征税、村长巡查次数、小学初中教育供给和公共建设的水平显著下降,并降低了村庄委员会满员的概率。其含义在于,对村庄的轰炸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下党,但使得南越政府在村庄一级的行政能力有所下降,这不利于美军扶持亲美政权的战略实施。
Table 7估计了轰炸对占领区居民社会参与的影响。列(1)-(2)分别估计了轰炸对社会组织参与处在高水平的后验概率的即时和累积影响,结果发现轰炸显著降低了占领区居民的社会参与水平。列(3)-列(9)分别估计了轰炸对各类社会活动指标的影响,结果发现轰炸显著降低了社会组织活跃概率、PSDF民兵组织活跃概率、经济培训活跃概率、发展项目活跃概率和村庄委员会开会概率,对青年组织活动概率没有影响。这一结果说明在遭受更多轰炸的地区,居民更不倾向于参与社会活动,这表明占领区居民对美军和亲美政府的统治缺乏信任。
Table 8展示了轰炸对经济的影响。虽然南越大多数地区都是农村,工业目标比较少,但是轰炸仍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后果。估计结果显示,轰炸之后村庄经济处于良好水平的概率显著下降,大米之外的食物供应、制造业产品供应、剩余产品供应显著下降。相反,土地休耕月份和需要援助才能活下去的家庭比例显著上升。此外,有小轿车的家庭比例也显著下降。这些回归结果显示轰炸显著打击了村庄经济,从而不利于亲美政府权威的建立。在本文中,作者还利用2002-2012年越南家户调查数据考察了轰炸对经济的长期影响。结果发现轰炸除了增加国有企业就业并减少私人企业就业占比之外,对经济并没有长期影响。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轰炸”非但没有起到打击地下党的作用,而且还对占领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各种不利影响。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自上而下”的轰炸不是一个合意的军事策略。
 
(2)“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在证明了轰炸的不利影响之后,作者开始关注“自下而上(bottom-up)”策略对占领区军事、社会和经济的作用。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一个空间断点回归(Geographic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GRD)来衡量不同军事策略下占领区的不同表现。如Figure 7所示,绿色边界线的左右两侧分别是美国陆军(US Army)和美国海军陆战队(US Marine Corps)在南越的占领区辖区。美国陆军的军事传统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时期,强调火力覆盖和大规模行动;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传统形成于西班牙战争时期,在加勒比地区担任警察部队以及与当地警方合作维持秩序的经历使得海军陆战队发展出“小组织,限制火力,与当地人紧密合作”的组织文化。因此,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陆军在辖区内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残暴统治,而海军陆战队则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怀柔统治。
具体地,在陆军驻地,陆军公然对平民区开火,采取“野兽般”的暴力。而在海军陆战队驻地,军人帮助平民建立学校、公路、市场和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并训练民兵。结果就是陆军驻地内产生大量战争难民,敌人死伤很多而陆军死伤比例更高,军火库不断建造而战争永无尽头。相反,在海军陆战队辖区内地下党反抗活动显著减少。
等式(2)是空间断点回归的估计模型,USMC=1表示海军陆战队辖区,USMC=0表示陆军辖区。h为村庄编号,s为所处边界。f(laths, lonhs)为纬度和经度的RD多项式,Ghs为一系列地理控制变量,αs为边界固定效应。断点回归的带宽为断点两侧25km。
在经过balance check发现边界两侧的各种军事社会特征在美军到来之前并无显著区别之后,作者在Table 11中估计了“自下而上”策略对公共物品供给和村庄安全的影响。结果发现海军陆战队辖区高水平教育资源提供概率比陆军辖区高24%,高水平医疗服务提供概率比陆军高56%,海军陆战队辖区地下党的分布、进攻、基础设施数量显著更少,南越友军伤亡概率显著降低。这说明海军陆战队(Marines)“自下而上”的怀柔政策在经济和社会安全领域相比陆军(Army)“自上而下”的残暴统治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效果。
Table 12汇报了南越居民对于美军态度的转变。首先,相比陆军,在海军陆战队辖区内居民对美国的态度更亲和。其中喜欢美国人的概率高出16%,憎恨美国人的概率低出9%,对美国人没有敌意的概率高出39%,认为美国与越南关系和谐的概率高出11%,认为美国人带来福利的概率高出38%。其次,相比陆军,人们对海军陆战队辖区内的社会秩序更有信心,也更信任亲美的南越政府。辖区内居民对越南更加充满信心、认为南越政府军更有效率、认为民间安保组织更有效率、认为警察在对抗地下党袭击时更有效率、认为地方官员更有效率。这些结果直接说明“自下而上”的军事策略更能有利于获取“民心(hearts and minds)”,从而更能够帮助美军扶持建立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
 
05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作者考察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军事策略对占领区军事、社会经济状况和民心向背的综合影响。结果发现“自下而上”的策略更能够帮助美军实现在被侵略国扶持亲美傀儡政权的目的。在这篇文章中,“坏制度之坏”与“好制度之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由于本文出色的识别策略,尤其是工具变量选取的精妙性和空间断点回归的得当使用,本文被评为2020年经济学克拉克奖的获奖论文。这些识别策略还可以被应用在更多的实证研究之中。例如,空间断点回归就可以被广泛应用于比较不同地区不同制度的绩效和结果,从而带来相关的政策启示。
 
这篇文章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的一篇重要文献。虽然由于作者都来自美国,将侵略他国和扶持亲美傀儡政权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军事策略,值得进行批判,但是本文同样能够带给发展中国家抵抗侵略和和平演变的相关启示。有趣的是,本文反复强调的“hearts and minds”策略恰恰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体现,这说明古老的智慧在现代战争中依旧屡试不爽。同时,本文的实证研究为美国内部的策略分歧提供了一锤定音的证据,这会导致坏的制度和策略被逐渐剔除,并转而被有效的制度取代。相似之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同样手握实证研究武器,守护着祖国的国运和未来。他们用沉淀了5000年华夏智慧的双眼注视着当代中国的经济和制度转型,用漂亮的数据和实证策略讲好了一个又一个寓意深长的经济学故事。他们鞠躬尽瘁,只为去伪存真。
 
本推文由中国经济转型讨论班(CETW)供稿。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discontinuities in U.S. strategies employed during the Vietnam War to estimate their causal impacts. It identifies the effects of bombing by exploiting rounding thresholds in an algorithm used to target air strikes. Bombing increased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 insurgency, weakened local governance, and reduced non-communist civic engagement. The study also exploits a spatial discontinuity across neighboring military regions, which pursued different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ies. A strategy emphasizing overwhelming firepower plausibly increased insurgent attacks and worsened attitudes towards the U.S. and South Vietnamese government, relative to a hearts and minds orient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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