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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信息：

　　Kong N ， Osberg L ， Zhou W . The Shattered "Iron Rice Bowl"：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19，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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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量研究发现，上世纪70年代各国日益严峻的经济不安全问题给家庭关系和个人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中国，国企改革的实施使得已经持续了近50年的“铁饭碗”被打破，在1995到2001这七年间，3400万员工下岗，余下员工的不安感也大大提高。这一改革对家庭中孩子的影响是外生性的，因此，它可以作为研究经济不安全感与孩子健康之间关系的自然实验。本文将每年各省份国企下岗情况作为经济不安全性的指标，基于DID模型，研究了经济不安全性对子女体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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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国企工作原本被视为绝对安全的“铁饭碗”。但1995年开始，劳动法允许国企解雇无过失的员工。这一政策使得国企工作的不稳定性第一次出现，由于员工们通常都没有找工作的经验和预防失业的积蓄、社会保障网的不完备、下岗的通常是年纪大的、工作能力不强的员工，且女性居多，他们再就业的难度极大。

　　同时，文章指出，国企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提供了外生性的变化。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下岗强度不尽相同。户口很少被允许跨省迁移，并且，即使在这一政策实施后，因为国企的平均收入和医疗保险仍优于非国企，国企员工依旧不愿意去非国企工作。因此，面对这一风险时，个体不会主动更换工作。通过用预先存在的个体差异对下岗政策进行回归，估计值的不显著性进一步证明下岗对个体而言是外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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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制

　　此前一些文献已经证实，经济的不稳定性会导致成年人体重增加。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证明了焦虑和过度饮食密切相关。因此，如果失业将带来的经济损失没有得到保护，人们的体重会因经济上的紧张而增加；相反，当得到社会保险补偿时，这一影响将被削弱。

　　文章所研究的代际效应存在以下几种传导机制：（1） 由于以后可能失去国企提供的福利，预防型的储蓄增加，且被用在更好地喂养家中的“小皇帝”上；（2）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父母的工作时长来弥补潜在的失业损失，减少了花在孩子上的时间和投资；（3）健康饮食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经济不安全感所引发的父母的焦虑可能会导致他们对孩子饮食的要求放低；（4）焦虑情绪在家庭内的蔓延，导致孩子过度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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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本文的宏观和微观数据分别来自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文章认为，CHNS的数据用于本研究是合适的，因为：（1）包含同一个孩子在政策实施前、实施期间和实施后的信息；（2）大样本使得异质性能够被获取；（3）包含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信息，有利于分析经济不安全感的溢出效应；（4）既包含劳动市场信息也包含家庭中孩子的健康信息及其他人口信息，相关文献中提及的所有控制变量都能从中获得。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囊括了各省1995-2005年下岗职工数和国有部门的职工数，以及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和在职员工的平均工资，从中可以计算得到国企员工失业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文章使用了世界贸易组织所提供的BMI Z-score（BMIZ）衡量体重，它反映了以同年龄、同性别孩子的BMI分布为基准，个体BMI偏离中位BMI的程度（用标准差SDs的个数来表示）。三个变量被用来衡量经济的不安全程度：（1）失业的可能性；（2）失业后的平均经济损失；（3）国企员工的预期失业损失。文章使用了三年内的平均下岗率和失业经济损失来更好的刻画人们的预期以及代际效应。基于Wang（2012）的研究，文章中的实验组为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在国企工作的孩子，控制组为父母均不在国企工作的孩子。

　　文章的样本为CHNS中1989、1991或1993年（政策实施前）进入实验的4-18岁城市孩子。为了保证处理的一致性与避免其他事件的影响，只选用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三个时期（1997、2000和2004）的数据。表1展示了变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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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基准DID模型

　　为了估计不同程度的下岗对孩子的影响，文章采用了固定个体和年份效应的DID模型：

　　其中，BMIZipt为t年p省份的孩子i的BMIZ，SOEip为政策是否实施的二值变量，E（Loss）pt代表经济损失的期望。Wipt包含了一系列个体特征变量，Xpt囊括了随时间变化的省份特征，年份固定效应dt控制了影响所有类型员工的趋势，孩子固定效应αi控制了预先存在的、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β2估计了预期经济损失给控制组和实验组所共同带来的影响，β1估计了下岗对国企员工的孩子所带来的额外的影响。文章假设有来自更高下岗率省份的控制组的孩子体重增加更多，即β1符号为正。

　　为了保证DID模型的有效性，文章提出了三个假定：（1）如果没有这一政策，实验组和控制组会呈现出相似的趋势；（2）国企改革只影响控制组；（3）不存在其他因素既与下岗政策实施的强度相关，又与国企员工子女的体重相关。

　　2、平行趋势

　　为了验证控制组和实验组具有平行趋势，图3展示了政策实施前后几年中的就业率和子女的BMIZ，在政策实施前，两组就业率水平和BMIZ大致相同，实施期间出现差异，而在实施后又呈现相似的趋势。

　　基于Wang（2012）的研究，文章采用下面的模型来检验先前存在的趋势。

　　其中，θt包含了额外影响SOE的时间效应。文章假设在政策实施前两组的趋势没有显著差异。图4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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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表2展示了方程（1）在引入收入、孩子、家庭、省份控制变量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的估计值。对于男孩来说，SOEip×E（Loss）pt系数的估计值是显著为正的，这表明与非国企员工相比，国企改革显著提高了实验组男孩的BMIZ，4.26%（期望经济损失的中位数）的经济损失将导致父母为国企员工的男孩的BMIZ上升0.42SD，即对于一个BMI和身高为中位数的10岁男孩来说，他的体重将增加1.8千克。

　　文章通过计算反事实估计值来验证这一结果。图5展示了在有无政策实施的情况下BMIZ的分布，可以看出，改革的实施使得BMIZ分布右移。文章还计算出改革使得实验组的孩子肥胖率增加了2.2%。

　　本文接着探索了经济不稳定的影响是源于对预期事件的焦虑抑或实际发生的事件本身。由于对已经下岗的国企员工而言，这种不确定性已经不存在，所以，为了分离不确定性和收入的影响，文章将样本限制为父母没有失业的孩子，运用模型（1）回归后得到表3的结果，对于男孩来说，改革对BMIZ的影响仍是显著为正的，且系数大于表2中的结果，与使用总样本的回归相比，下岗的影响增加了约1/3。而对于女孩而言，这一影响仍是不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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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结果

　　文章对先前的假设提出了顾虑。首先，针对任何省级年份因素都对两组产生相同影响的假设，文章认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更多地影响沿海和较发达地区，这样的事件违背了这一假设；其次，对于下岗政策只影响实验组的假设，由于国企的下岗可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进而增加非国企就业压力，同时对控制组产生影响。针对这些顾虑，文章加入了一系列省级年份变量（出生率、人口、就业率、国企和非国企的GDP占比、城市可支配收入和非国企的平均收入）来控制潜在的对假设造成威胁的因素。所得表四中的结果与表二是一致的。

　　由于下岗政策可能影响控制组，文章通过分析非国企失业率和GDP占比的数据得出，下岗政策实施后国企的就业率和GDP占比均有所下降，而非国企恰恰相反，这表明基准模型中所估计的两组之间的差距比实际偏小，经济不安全的影响事实上被低估了。

　　考虑到失业会产生非经济和经济两种影响，文章通过以下模型将其分离：

　　从男孩的样本来看，SOEip×LayoffRatept的系数大多位于8.6-10之间且统计显著，而SOEip×FinancialLosspt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表示改革对男孩BMIZ的影响大多源于失业的可能性而非实际失业带来的经济损失。

　　文章接着通过引入父亲为国企员工、母亲为国企员工与父母均为国企员工与E（Loss）的交叉项来区分父母各自的影响。表六显示，父母均在国企工作的影响最大，且其中父亲影响占主导。

　　因为对已经超重的孩子而言，体重增加的后果更为严重，文章最后研究了经济不安全感是否使得原本更重的孩子增重更多。文章进行了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图八显示了所有分度值下的系数。对男孩样本来说，经济紧张并未显著影响较轻体重和正常体重男孩，但显著增加了已经超重或肥胖男孩的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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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证明了经济不安全性对孩子体重的影响。基于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期间大规模下岗的自然实验，本文认为，与父母不在国企工作的男孩相比，父母在国企工作的男孩BMIZ显著增加，且有失业预期但还未失业的父母造成的影响更大，由此证明对未来可能发生事情的焦虑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说，失业的可能性产生的影响比失业后经济损失的影响大，父亲工作不稳定性的影响比母亲大，以及对原本偏重的男孩影响较大。

　　本文对现有研究做出了三点贡献，首先，从下一代的视角验证了经济不稳定对健康的危害，第二，发现失业预期对孩子的影响更为严重。第三，将研究对象拓展到了4-18岁的孩子。

　　本文的结果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些思路。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对所有面临失业风险的家庭提供帮助，且对不同性别可以采取不同措施。另外，合适的失业保险、职业培训、社会援助这些社会项目也能够降低对孩子健康的负面影响。

　　Abstract

　　Reform of th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sector in the late 1990s triggered massive layoffs （34 million employees） and marked the end of the “Iron Rice Bowl” guarantee of employment security for the remaining 67 million workers. An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has documented the adverse health impacts of economic insecurity on adults， but has typically neglected children. This paper uses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f SOE reform to explo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reased parental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children's BMI Z-score. Using province-year-level layoff rates and income loss from the layoffs， we estimate a generalis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with child fixed effects and year fixed effects. For a medium-build 10-year-old boy， a median treatment effect implies a gain of 1.8 kg and a 2.2-percentage-point increase in the overweight rate due to the reform. Anxiety about potential losses causes weight gain for boys whose SOE parents kept their jobs. Un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s suggest that boys who are heavier are more likely to gain weight. Girls are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therefore increase the estimated public health costs of greater economic in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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