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朱茂然 吕欣欣

原文信息：Shapiro J S , Walker R . Why Is Pollution from US Manufacturing Declining? The Rol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ductivity, and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12):3814-3854.

 

研究背景与目的

 

1990-2008年间，美国制造业空气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了60%，而制造业产出却大幅增长。这是为什么呢? 是重污染行业转移到海外? 是《清洁空气法案》发挥了作用? 还是生产率提高了?因此，该文的研究目的是：1）估算企业面临的隐性污染税，以衡量环境管控的严格程度；2）评估一系列反事实，量化环境监管、生产率和贸易成本等经济因素对污染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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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该研究整合了4套数据库：1）企业层面微观数据，来自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制造业年度调查(ASM)；2）空气污染数据，来自美国环境保护署国家排放清单(NEI)；3）污染减排支出数据，来自美国环境保护局和人口普查局联合开展的《污染减排成本和支出调查》(PACE)；4）各国生产和贸易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集(WIOD)。

 

该研究采用了两种互补的方法回答上述问题。

 

方法1：通过统计分解的方法，将制造业污染排放分解为制造业总产出规模、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产品污染强度）三部分，得出每部分对空气污染排放量变化的单独影响。该种方法虽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但缺乏揭示推动减排的经济因素。

 

方法2：运用定量模型，设定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企业利润函数和企业污染排放函数等方程，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构建外国竞争力、美国竞争力、支出份额和环境监管四种反事实，结合实际数据分析得出空气污染排放量下降的原因。

 

具体分解步骤与模型推导详见附录。

 

研究的创新之处

 

该研究主要有四处创新点。首先，它为美国制造业污染下降提供了新的证据。其次，量化了由于国家和地方的空气污染法规所造成的企业负担，即隐性污染税，也就是企业所面临的总体环境管制负担或污染影子价格。第三，首次估计了企业在生产和减排之间的弹性参数，该参数在环境经济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反映了企业在生产和减排之间的权衡。最后，运用灵活且易处理的反事实方法来分析污染排放变化的经济原因。

 

研究结果

 

统计分解结果表明，污染排放下降的原因是制造业排污强度下降，也就是每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在减少，而非产品结构变化或制造业产出规模变化。

 

定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1990年到2008年，美国制造业对NOx征收的隐性污染税几乎翻了一番（Figure 4）。文中还报告了其它污染物的隐性污染税。

基于定量模型的反事实结果表明，环境监管是制造业减少污染排放的主要原因，生产率提高和贸易成本的作用相对较小。以PM2.5为例，图5中蓝色实线表示实际排放水平，四条虚线分别代表四种反事实场景，例如方框虚线显示的是若环境监管遵循其历史轨迹，而其它冲击仍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保持不变时，污染排放的变化趋势。针对于所有种类的污染物，方框虚线均最接近蓝色实线，即其它因素都保持在1990年水平，环境监管所发挥的作用与实际排放水平相当，最终得出环境监管的变化是污染排放减少的主要原因。

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二氧化碳排放的隐性税率变化较小，可能原因是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监管几乎没有改变，进一步说明污染税收模型能刻画环境监管。

 

启示

 

文章有许多值得思考与扩展的地方。首先，文章提出的统计分解方法可以应用于其他研究。例如，为什么美国的能源效率提高了？这是由效率标准、能源价格、人口迁移驱动的吗？其次，文中探究的是1990-2008年污染排放变化的经济原因，而从图5中可看出，除环境监管外，美国竞争力对于污染排放变化的解释力度正不断增强，采用2009年以来的数据可以探究：美国竞争力是否正成为环境污染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

 

附录：研究方法

 

 

Abstract

 

Between 1990 and 2008,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from US manufacturing fell by 60 percent despite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manufacturing output. We show that these emissions reductions are primarily driven by within-product changes in emissions intensity rather than changes in output or in the composition of products produced. We then develop and estimate a quantitative model linking trade with the environmen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forces driving these changes. Our estimates suggest that the implicit pollution tax that manufacturers face doubled between 1990 and 2008. These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ather than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and trade,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emissions reductions.

 

本推文由北京大学侯玲玲老师《高级环境经济学与政策分析》课程团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