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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德国600年的反犹太主义的证据
推文人 | 郑世林
原文信息:SaschaO. Becker and Luigi Pascali. "Religion,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nflict:Anti-Semitismin Germany over 600 Ye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5): 1764–1804.
 
反犹太主义仍然是根植于历史且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现有文献认为政治与文化因素导致了反犹太主义(Voigtländer and Voth, 2012, 2015; Menache, 1985),但鲜有文献涉及分析其经济动因,而这篇文献评估了经济利益的竞争对地区反犹太主义的影响。
 
目前文献分析了种族冲突的经济性原因,商业冲突是种族之间关系好坏的重要解释,尤其是种族间差异性的劳动分工会缓解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Jha(2013, 2018)认为,种族间各自发挥优势的分工会改善种族关系,但是种族之间在商业上存在替代关系时,种族关系就会恶化。
 
那么,此框架是否能够解释反犹太主义的出现与延续?更具体地说,在劳动市场分工中占少数的犹太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是否存在互补性,能够解释反犹情绪和暴力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变化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利用1300-1900年德国历史档案资料,检验了犹太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的劳动分工对地区反犹太运动的影响。从历史资料来看,在1300-1500前两个世纪,犹太人在借贷市场具有特殊的优势。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天主教(Catholic)禁止教徒从事高利贷商业活动,但是允许犹太人可以从事此商业活动;二是犹太人的人力资本要高于天主教多数民族。这使得犹太人在德国主要从事银行和金融行业。
 
但是,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实行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德国土地被分为天主教和新教。新教与天主教相比,主要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方面,新教开始对高利贷放松管制,并允许信徒从事借贷行业;另一方面,新教允许信徒提高教育,从而缩小了与犹太人的教育差距,使得他们能从事高技能部门,比如信贷行业。
 
新教改革之后,在传统天主教地区,天主教信奉者与犹太人劳动分工仍然是互补的,但是在新教地区,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失去了借贷部门的特权,与多数民族即基督徒在信贷市场上形成了激烈市场。在新教区,基督徒认为犹太人是多余的,挤占了他们的信贷市场,造成了劳动分工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反犹太主义的盛行,犹太人遭到屠杀和驱赶(见图1. 1300-1700年驱逐和屠杀犹太人数量,在1501-1600世纪出现跳跃)。
 
因此,新教改革城市可以作为处理组(图A1. 红色城市),天主教城市可以作为控制组(图A1. 蓝色城市),这种新教改革的准自然试验,恰好可以利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双重差分)识别新教改革后劳动分工变化对犹太人冲突的影响。此外,在那些新教改革前的贸易城市更能吸引从事借贷行业的犹太人,而且犹太人更加集聚在信贷行业占比较高的城市。而且,在新教改革后,作者观察到这些城市反犹太主义更加激烈。因此,这可以用三种差分(DDD)来识别在贸易城市及犹太人从事信贷业较多的城市是否更多冲突,以此来解决新教改革城市的自我选择等问题。本文实证研究使用了1300-1900年德国城市犹太人居住和屠杀等数据,还利用1450-1600年有关反犹太事件的书籍数据。
 
 
本文利用DID方法进行回归分析,估计模型如下:
表1是基本结果(1300-1700),第(1)列是没有加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第(2)列控制了犹太人是否居住过,以及与After的交互项,第(3)和(4)列样本缩小到了新教改革前有犹太人居住过的城市,第(5)和(6)列分别控制了城市教育水平、战争事件以及与After的交互项,第(7)列控制了11分位的城市人口规模及与After的交互项,所有结果都显示,改革之后,新教城市比天主教城市更容易出现屠杀犹太人。作者又利用动态模型检验了Pre-trends,结果发现在事前并没有呈现出反犹太的不同趋势。此外,作者还做了不同样本、重新定义新教主义等检验,与基本结果的结论一致。
其次,作者考察了新教成立对反犹太舆论(出版反犹太标题的书籍)的影响。由于书籍涵盖更广泛,有些非屠杀城市,但是反犹太主义是盛行的,犹太人不愿去这些城市,而且屠杀犹太人频率比较低,而出版物频率比较高,因此利用这个数据进行考察还是有价值的。从图2可以看出,在1500年之后,新教地区与天主教地区相比出版反犹太标题的书籍显著增加。表2第(1)和(2)列被解释变量是反犹太书籍数量,回归方法是Possion模型,第(3)和(4)列是反犹书籍的占比,并使用了城市出版书作为weighted标准差,第(5)和(6)列被为城市书籍为反犹书籍的平均可能性。所有列结果显示,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城市反犹态度和情绪在不断蔓延和盛行。
再次,作者考察了新教改革的长期影响。延长数据到1900年结果仍然不变,说明反犹主义在1700-1900两个世纪仍然在持续。而且,还利用县级数据考察了新教成立对19世纪晚期反犹政党出现的影响,以及在纳粹时期,新教改革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影响。利用距离新教发源地Wittenberg的距离作为IV,实证发现,如果一个城市新教投票占比越高,那么反犹太政党以及纳粹政党当选比例就越高。
 
最后,作者发现在新教地区,如果在宗教改革之前贸易专业化程度越高以及犹太借贷越发达的城市,那么犹太人大屠杀也就更容易出现。从图3可以看出,在宗教改革后,在高于二分位贸易行业的新教城市相对低分位新教城市,犹太人屠杀出现了更大幅度的跳跃。表5和表6分别是三重差分结果。表5结果显示,在1500年之前出现过贸易行业的城市,以及贸易行业过半的城市,在新教改革之后,这些新教城市更容易出现犹太人屠杀。表6结果显示,在1500年之前出现过犹太借贷证据的城市,在新教改革之后,这些新教城市也更容易出现屠杀犹太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新教改革使得新教城市相对天主教城市反犹太主义更加盛行,驱逐和屠杀犹太人增加,多数民族反犹太态度和情绪高涨;二是在新教地区,如果在宗教改革之前贸易专业化程度越高以及犹太借贷越发达的城市,那么犹太人屠杀也就更容易出现;三是新教改革之后,新教城市基督教徒与犹太人的劳动分工冲突是反犹太主义盛行的重要根源。本文最重要的边际贡献是利用德国宗教改革这个外生冲击,检验了经济利益冲突对反犹太主义盛行的重大影响。
 
Abstract
 
We study the role of economic incentives in shaping the coexistence of Jews,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using novel data from Germany for 1,000+ cities. The Catholic usury ban and higher literacy rates gave Jews a specific advantage in the moneylending sector. Following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1517), the Jews lost these advantages in regions that became Protestant. We show (i) a change in the geography of anti-Semitism with persecutions of Jews and anti-Jewish publications becoming more common in Protestant areas relative to Catholic areas; (ii) a more pronounced change in cities where Jews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moneylenders.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following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Jews living in Protestant regions were exposed to competition with the Christian majority, especially in moneylending,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anti-Semi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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