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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刘贯春 
推文信息:冯晨、陈舒、白彩全,2019:《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历史根源:制度差异、儒家文化传播与国家能力塑造》,《经济研究》第5期,146-163。
 
一、引言
 
探究国家能力塑造的长期作用与影响因素是经济史中较为新颖与前沿的话题之一,自Acemoglu et al.(2001)的研究开创先河之后,众多研究者分别从地区稳定性繁荣(如避免战争冲突与市场培育)、文化观念塑造(政治认同感与国家信念)、正式制度规范(私有产权保护、推行法治与官僚体系完善)以及官员选拔与精英培养等( Acemoglu et al.,2001,2015; Dell,2010; Bai & Jia,2016)等诸多方面为探究国家能力及其影响提供了深入研究与丰富洞见。但从目前经济史尤其是计量史学的发展来看,尽管有关国家能力建设的前人文献已较为突出,但仍缺乏有关国家能力建设对于当地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的相关研究,不论从长期历史还是现实角度来看,鉴于人力资本培养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探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丰富现有文献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和话题新颖性。本文则主要基于这一主题出发,借助四川省历史中曾存在土司制与郡县制并行的独特制度,巧妙利用四川省县级历史数据构造准实验,从而考察了国家能力对地方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
 
二、历史背景
 
土司制前身又被称为“羁縻制”,是中原王朝为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势力难以完全企及的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放权管理制度。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在羁縻制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化与专业化。其具体表现在:其一,其制度范围约束更为明确,在管理范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两级态势趋于明显,边疆策略走向成熟。中央政府在缓解边疆治理的高成本投入的同时,部分地区割据分权的力度也有所增强,以此所促使的集权与分权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得以更进一步激化,双边摩擦频率也显著增加。直至明清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逐步实施,土司制在中央王朝的逐步瓦解下才成为历史。
 
土司制作为一种典型的分权制度,其本质在于中央集权制王朝面对地方割据势力的妥协。这种妥协主要包括:虽然地方名义上由中央管制,由中央对土司制下地区首领授予王、侯、将军、都督或刺史之类的爵位或官职,但实际中,处置地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等一应权力在于地方首领,中央难以直接控制;同时,这种地方垄断式权力还具有世袭性质,历代首领由家族内部选定继承人继承,这种权力的代际传递只需报备中央,而毋需中央过度干预;从地方政府能力角度而言,土司制地区官吏、仕人极大可能出自地区土司政府,政治选拔权与任命权和中央郡县制下的官员选举具有明显差异,同时,土司政府也不用对中央负有明显的纳税义务,征税随意性问题比较突出。而除所拥有的权利之外,土司政府对中央也需负有必要责任,例如对中央保持服从,承认中央对该地区的名义统治,必要时为中央提供兵力援助以及特殊时期需为中央纳贡、进献以示忠诚等。
 
在通过对土司制历史背景的疏导中发现,以上史实为我们选取四川样本作为国家能力差异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实验与极大的便利,这主要体现在:一、选取四川样本的合理性,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具有长期的分权治理历史,无论是羁縻制还是土司制,该样本都较为“纯净”,未受到其他混杂因素的过多干扰。二、在土司制走向成熟的同时,制度差异下中央政府所提供的国家能力差距也日益明显,因此,在其他因素都大致相似的情况下,能够利用该样本实现国家能力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因果推断。
 
三、实证设计
 
为度量以土司制为代表的国家能力建设对于地区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我们首先将使用OLS回归,并将实证模型设定为以下形式:
其中,i表示所考察的四川各县(区)样本,j表示人力资本的衡量类型。yij代表四川各县(区)2007年小学生人数、中学生(包括初中和高中生)人数以及大学生人数;而areaij则表示各县(区)行政区划面积,因此最终以学生数量在各地区的分布密度yij / areaij(取对数)来代理各地区现代人力资本水平。而核心解释变量(decentralization)则主要选择各县(区)“脱离中央王朝集权统治的时间长度”(control_year)以及历史中“是否为土司制、羁縻制控制地区”(tusi; jimi)。另外,Xic表示一系列可能影响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控制变量,同时模型中也控制了府级层面的固定效应prefecturei。
 
最终的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发现不论是对于小学生、中学生或者大学生而言,土司制度都会显著不利于其现代人力资本的培养,不论是替换被解释变量还是解释变量而言,该结果依然稳健成立。
 
表1 土司制、羁縻制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
注:(1)所有回归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括号内为t 值;(2)*、**、***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另外,以上OLS基准回归可能受到遗漏变量影响,文章还基于地理地貌特征、自然灾害、民族多样性与民族政策以及历史性经济社会差异等角度考察了遗漏变量可能对以上结果带来的,结果均保持不变。
 
四、影响机制
 
本文考虑到国家能力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可能来源于以下两个机制:其一,相对于土司制而言,郡县制下的人力资本积累可能来自于儒家文化传播下的代际优势;其二,在不同制度下,政府能力的不同也可能造成当今不同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流。为检验以上结果,第一,在构造指标方面,我们分别以各县(区)是否有祠堂(clan)、烈女(lheroic)、忠义人数(lloyal)的分布密度(取对数)以及各地儒学学堂的建造时长(confu)来代理儒家文化,并分别利用文化变量对土司变量分别进行回归。表3中结果发现,的确土司制度对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阻碍作用,文章还利用寺庙变量作为安慰剂检验,确实发现土司对其他非儒家文化没有显著抑制影响。
 
那么这种儒家文化是否真的促进了当地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呢?文章分别筛选出历史进士、举人数据以及当今大学生分布密度,分别检验了儒家文化对古代、现代人力资本的影响,从表4中可以看出,这一影响机制确实成立。
 
表4 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代际传承
注:在(7)—(9)列对土司制地区的分样本回归中,由于观测值过少,除现代控制变量之外的其他控制变量值有缺失,因此我们在其他几类控制变量中分别选取了代表性的指标进行控制。
 
而在对政府能力塑造这一机制的检验中,作者首先检验了土司制对于当地地区历史中的税收征管、粮仓分布、桥梁建设以及政治精英选拔的影响,结果发现的确土司制不利于以上政府公共品提供以及政治家培养。那么这种政府能力是否也同样具有历史的代际传承性呢?文章进一步从中选取了政治精英分布,并以此对现代人力资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最终结论与理论预期相一致。
 
 
五、结论
 
本文主要着重分析了制度差异下的不同国家能力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历史中的四川曾长期受土司制下地区割据与郡县制下中央集权两种截然不同制度形式的共同作用,为探究国家能力的差异性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提供了天然的自然实验。最终结果发现,土司制度能够显著阻碍长期以来的人力资本培育,而这种抑制作用随着割据自治时间的增加也在逐步加强。同时,作者也借此分析了抑制作用背后阻碍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与相关假说。相比于土司制地区而言,郡县制下的儒家文化传承与历史教育优势作为直接影响机制,能够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的长期培育,而政府能力的塑造同样会对当地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集权制下政治精英的下放与统一的地方治理模式为促进人力资本培育提供了合理的逻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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