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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关系在院士评比中会带来优势吗?

推文人 | 李艺璇 
原文信息:Fisman, R., Shi, J., Wang, Y., & Xu, R. (2018). Social ties and favoritism in Chinese sci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3), 1134-1171.
 
引言
 
寻租行为所导致的资源错配及其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科研基金分配中的资源错配会阻碍经济增长。
 
本文研究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评比中存在的寻租行为。作者关注的是候选人与学部主席团成员(负责投票与审核)的同乡关系是否会给候选人带来优势,文章发现当候选人与学部主席团有同乡关系时,该候选人成功被评为院士的概率提高了39%,这种优势几乎全部来自于第二阶段评比—与学部常委会成员及参加评审工作的院士的会面评审;比较选举成功的院士中与学部委员会成员有同乡关系和无同乡关系的两组人员,发现与学部委员会有同乡关系的人员有高影响力发表的概率为与学部委员会没有同乡关系的院士的一半。由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头衔对科研资金的分配和科研人员的晋升道路有着重要影响,这暗示着同乡关系所带来的潜在的严重的资源错配。
 
背景
 
至今,中国科学院共有院士796人,中国工程院共有院士872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每两年增选一次,增选名额与分配由学部主席团确定,中国科学院现有6个学部(按学科分),中国工程院有9个学部。每届院士评比的候选人须由院士提名或者候选人所在机构提名,评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每个学部的常务委员会按照研究领域分为几个小组,对候选人进行评价并给出通过与否的投票,然后学部内的每个成员都将收到这些评价和投票结果,并对候选人给出通过与否的投票,这个过程会过滤掉40%的候选人。第二个阶段,剩余的候选人由学部常委会选举出的3人主审小组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将发往整个学部,然后分两步进行投票。第一步,所有的参与成员投出名额1.2倍或1.4倍的候选人,他们将成为正式候选人。第二步,所有本学部参与院士对正式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所有得票数超过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按得票多少产生终选候选人,学部常委会最终审查确定。
 
由以上过程可见,常务委员会对选举过程有着较大的影响,首先,第一阶段对候选人进行评价的院士由常务委员会决定,第二阶段中,主审小组由常务委员会选出。非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可选择参加评选工作与否,但常务委员会委员必须参加。因此,本文关注的是候选人与常务委员会成员的同乡关系是否为院士选举带来了优势。
 
数据
 
本文从中国科学院官网和中国工程院官网得到从2001年至2013年每年的院士增选名单,名单包含增选院士的出生年月和工作单位,作者通过百度百科和中国知网得到增选院士的出生地,本科院校信息。最终,在3349位候选人中,766位候选人的出生城市缺失,他们被从样本中剔除。
 
基于这些信息,生成自变量 Committee Tie_yi,用来代表候选人与常务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有同乡关系(同样出生地),Non-Committee Tie_yi用来代表候选人与该学部的非常务委员会的院士有同乡关系,作为安慰剂检验,作者还测试与其他学部成员的同乡关系是否会增加选举成功的概率。
 
除了同乡关系外,同学校毕业和同单位工作也可能导致委员的“青睐”, 因此作者控制了Committee-College Tie_yi (候选人与常委会成员本科时期毕业于同一所学校),Non-Committee-College Tie_yi (候选人与非常务委员的其他本学部院士毕业于同一所院校),Committee_Employer_yi (候选人与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在同一机构工作),Non-Committee-Employer_yi (候选人与非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在同一机构工作)。候选人的资质由H-Index或者是否有homerun publication(在web of science上被引用超过100次)衡量,并补充了候选人是否具有博士学位的控制变量。Dean_yi是候选人是否为院长的哑变量,Political-Tie_yi是否为候选人为厅局级政府关于的哑变量,它们控制了政治地位和政治联系。在回归中,学部*年固定效应被控制。
 
实证结果
 
首先我们要检验候选人中与常务委员会有同乡关系的候选人和与常务委员会没有同乡关系的候选人是没有系统性差异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下图:
 
两组人只有年纪有显著差异,作者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工作单位大多不愿意推选接近退休年龄的候选人,因此较大年纪的候选人更可能是获得院士提名的,故而与常务委员会有同乡关系的人的群体平均年龄更大。
 
 
从该图可见,2007年以前,同乡关系似乎确实带来了更大的成功率,但2007年以后该优势逐步消失,这可能是由于2007年时获得当选资格的最低票数比例由1/2提高到了2/3。
 
作者作如下回归分析同乡关系的影响:
 
 
这是基于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同乡关系将成功概率提高了大约5.5个百分点,由于平均当选成功率为0.137,这代表着与常务委员会的同乡关系将成功率提高了约39%,这是一个显著的提高。表格第四列控制了出生地的固定效应,结果依旧稳健,表格第五列控制了候选人毕业学校的固定效应,此时同乡关系的系数变得更大了,第六列和第七列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开分析,但结果基本不变。因此作者得出结论:与常务委员会的同乡成员对院士评选成功率的提高有着显著作用,这种同乡关系将使得候选人有39%的更高的概率当选。
 
下表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第一列控制了候选人是否与其他学部院士是否同乡,第二列控制了基于年纪的cohort fixed effects,第三列控制了候选人是否与常委会委员来自同一个工作单位Committee-Employer-Tie_yi和工作单位的固定效应,结果都依然显著且较为稳健,第四列分别研究了2007年以前和以后候选人与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同乡关系对成功概率的影响,发现在2007年以后,同乡关系所带来的优势几乎消失,这可能是由于2007年以后相关评选规定更加严格,要求正式候选人必须获得2/3以上的票数而非2007年以前的1/2。
 
接下来作者探讨这种同乡关系主要在第一阶段发挥作用还是在第二阶段发挥作用:
 
 
第一列与第二列的因变量为第一阶段是否通过,可见这种同乡关系对第一阶段结果没有影响,第三列第四列的因变量为第二阶段是否通过,样本为第一阶段通过的候选人,这种同乡关系主要通过第二阶段评审起作用。第一阶段的评审不牵涉会面,主要与候选人资质有关,而同乡关系则在第二阶段的会面考评中发挥优势。
 
如果同乡关系提高了候选人被评选为院士的概率,那么在成功被评选为院士的群体中,与常务委员会有同乡关系的群体将呈现出更低的资质,作者接下来检验该推论:
 
一二三列以log(H-index)作为姿势的衡量,四五六列以是否有homerun publication作为资质的衡量,第一列和第四列的样本为所有候选人,第二列和第四列以通过了第一阶段评审的候选人为样本,第三列和第六列只包括了最终评选成功的候选人,结果显示,只有在最终成功的候选人中,与常务委员会成员有同乡关系与更低的资质相关,这说明在初始候选人群体中,按照是否与常务委员会成员有同乡关系所分成的两个群体资质并无系统性差别,第二列和第五列结果与前边同乡关系不影响第一阶段结果的结论相一致。
 
最后作者研究院士身份对科研资源分配的影响。
 
首先足总和研究院士身份对候选人成为所在机构的院长或者主席的影响,下图event study的模式图显示被评选为院士显著提高了当选为院长或主席的概率。
 
 
接下来作者分析院士身份对科研基金分配的影响。
 
 
横轴为该机构有院士身份的研究人员的数量,纵轴为该单位得到的科研基金,可见拥有更多的院士显然带来了更多的科研基金。
 
结论
 
院士评比中与常务会成员的同乡关系使得候选人评选成功的概率提高了39%,这主要通过第二阶段的评比产生,该结果在包括了其他可能的“青睐”渠道(同一学校本科毕业,同一单位工作)后依然显著,但这种优势在2007年后基本消失。由于院士身份对科研基金分配和行政级别晋升的巨大正向作用,由同乡关系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与资源错配联系在一起,将对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负面影响。
 
Abstract
 
We study favoritism via hometown ties, a common source of favor exchange in China, in fellow selec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ies of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Hometown ties to fellow selection committee members increase candidates’ election probability by 39 percent, coming entirely from the selection stage involving an in-person meeting. Elected hometown-connected candidates are half as likely to have a high-impact publication as elected fellows without connections. CAS/CAE membership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university leadership appointments and is associated with a US$9.5 million increase in annual funding for fellows’institutions, indicating that hometown favoritism has potentially large effects on resource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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