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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与性别不平等:来自丹麦的证据

推文人 |  彭浪川

原文信息:Kleven, H., Landais, C., & Søgaard, J. E. (2018).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 (No. w2421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研究背景

虽然性别不平等问题在上个世纪有了长足的改善,在收入和工资上,男女仍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尽管这种差距一直在缩小,但缩小的程度已经逐渐放缓。下面两幅图反映了这一趋势。图A表示了随着时间的变化,几个国家男女工资水平差距的改变水平。图B表示了在丹麦,男女在劳动力市场各个方面的差距变化趋势。两幅图的纵坐标都是男女水平的差异数值所占的百分比。有很多过去的文献着眼于从人力资本和歧视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随着男女在教育机会上的逐渐平等,以及很多反歧视社会政策的实施,男女在劳动市场上的待遇差距需要新的解释因素。

北欧国家一向已男女平等和高福利闻名于世。直到小孩长大到可以进入公立的托儿所之前,都有工作保护和产假。在2001年之前,父母有14个星期和产假和10个星期的育儿假,育儿假可在父母间分配。从2002年起被延长至18个星期的产假和32个星期的育儿假。本文选择了育儿这一切入点,利用丹麦的数据阐述了伴随着新生儿的出生,女性在劳动市场相对于男性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这种劣势来自于三个方面:劳动参与率、工作时长和工资水平。

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1980至2013年间,丹麦全部人口的政府数据(administrative data)。数据的变量十分丰富,包括了孩童、收入、劳动供给、职业、工作单位性质、教育水平等信息。更关键的事,数据可以体现家庭的关系,以及能将个人与其工作单位信息联系起来。本研究所重点关注的是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对父母在劳动市场上的影响。具体来说,研究衡量了第一个孩子出生前5年至出生后10年的情况。父母的关系可以是结婚、同居、分居、离异等。最后共有47万新生儿的信息和1504万的观测值。

本文的基本回归范式如下:

其中Y是各种感兴趣的劳动市场结果变量。

研究结果

基本结果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工资、工作时间、劳动参与率和小时工资。下图反映了随着时间的变化,男女在各方面的变动趋势。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第0年(孩子出生的当年)之前,男女在各方面的水平几乎是相同的;但是在第0年开始,女性与男性的差距就越来越远。注意这里的纵坐标是各变量与第0年时的差距,所以是自己跟自己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在没有孩子时,男女在劳动市场上随着时间的增加,变动都比较平稳,尤其是收入水平是稳步增长。但随着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女性的各项劳动力相关指标都会比她自身没有孩子时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下降后10年内都不会有明显的好转迹象。作者还延伸了时间至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20年,但这种差距仍没有缩小的迹象。

接着,作者研究了一些不那么显著的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标:升迁和工作环境的选择。结果如下图所示:

注意这几幅图的纵坐标是与-1年的差距(即孩子出生的前一年)。从A至D,各幅图依次表示了工作职位的晋升(A:低技术、高技术、低技术白领、高技术白领、经理这五个级别和顺序)、做经理的概率(B)、从事公务员的工作(C:因为一般来说,国家机构的工作有更好的工作时间弹性、当孩子生病时更容易请事假等)、在对家庭态度友好的公司工作(D:这里所用来衡量对家庭态度友好的指标是公司里有15岁以下孩子的女性雇员的比例)。可以看到,男女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没有明显的差距;但随着孩子出生后,女性在升迁上相较于之前的自己,机会和几率明显下降;同时,女性从此也更倾向于选择公务员的职业和在有很多类似拥有小孩的女性的公司工作。

作者还衡量了孩子的数量带来的影响,结果如下图所示。趋势是十分类似的。

接下来作者还做了许多稳健性检验和扩展性研究,有兴趣的作者可以阅读原文。

通过完整的丹麦人口数据,本文对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区别对待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新生儿的影响。最后,作者在文中指出,本研究仅仅局限在“金钱”回报上。许多选择会带来非金钱的幸福感,这是本研究无法衡量的。

Abstract: Despite considerable gender convergence over time, substantial gender inequality persists in all countries. Using Danish administrative data from 1980-2013 and an event study approach, we show that most of the remain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earnings is due to children. The arrival of children creates a gender gap in earnings of around 20% in the long run, driven in roughly equal proportions by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hours of work, and wage rates. Underlying these “child penalties”, we find clear dynamic impacts on occupation, promotion to manager, sector, and the family friendliness of the firm for women relative to men. Based on a dynamic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we show that the frac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caused by child penalti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over time, from about 40% in 1980 to about 80% in 2013. As 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 persistence of child penalties, we show that they are transmitted through generations, from parents to daughters (but not sons), consistent with an influence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women’s preferences over family and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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