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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你自己的烂摊子:一项关于道德责任感和效率的行为实验

 
推文人 | 余锦亮
 
原文信息
 
Jakob M, Kübler D, Steckel J C, et al. Clean up your own mes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efficienc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7, 155: 138-146.
 
一、引言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市场化的环境治理手段(污染税、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等计划)推崇有加。并且截至2016年,世行统计有将近40个国家和超过20个城市、州和区域已经对碳排放进行了定价(以税收或者可交易许可证的方式)。也就是说,自愿补偿机制来抵消自身的污染排放已经广为流行。
 
然而这种市场化的环境政策也不停遭到批判。例如经济学者指出由于监管要求以及在计划出现后污染变化的基准方案定义等现实条件的限制,会使得这些政策的环保有效性和经济效率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的批评来自于哲学家、环境科学家、环保参与者和教会,他们认为可交易的排放许可与中世纪教会的赎罪券类似:付钱即可赎清自己的罪恶。他们的观点基本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方面,可交易污染许可证不仅不能在长期内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环保行为习惯,并且还会逐渐削弱环境友好行为的激励;另一方面,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也间接违背了公平正义的目标。
 
这些论断存在一个很强的假设前提,那就是采用货币方式来对环境外部性进行补偿与改变个体行为来消除环境外部性在道德上并非等价的。这也引发出另一个问题那就说人们为什么反对基于货币补偿的污染外部性治理机制。在本文中,我们假设人们都具有“收拾自己的烂摊子”的倾向,即人们可能觉得通过购买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责任是不道德的。并且由于人们对外部性解决的市场机制理解不到位和关于其优点的经济学模型的前提假设不成立也可能引发人们对货币补偿的污染外部性治理政策的反对,作者进行了一项实验室行为实验来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就我们所知,本文是首次采用直接行为实验的方式来揭示个体具有“收拾自己的烂摊子”的倾向,或者说道德责任感的文献,并且进一步证实这种道德责任感能使得原有方式的经济效率下降近20%。我们的研究也为最优环境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实验设计
 
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道德责任感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关系以及将道德责任感与其他的解释区分开来。具体的实验步骤如下:
 
每一次实验有四个参与者,他们被随机匿名配对和分配角色(A和B),并且所有参与者都会拿到相同的指示内容,还会被告知实验总共分为两部分,在完成第一部分之后会拿到第二部分实验的指示。在实验过程中,指导者会告知参与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举手询问。
 
第一部分,两位A参与者会分别被带入另外一个相邻的房间,他们有4分钟的时间,从将300颗鹰嘴豆从B处尽可能多的扔进位于A点的深盘中(如图1所示),在此过程中参与者不允许捡起掉在地上的豆子。四分钟之后,助手会计算扔进盘子的豆子数量,在这一过程中,A被告知要密切关注,因为每扔进一颗会得到10美分。并且与此同时,B参与者在主实验室会进行一项数学实验,每完成一次也能得到10美分。在A参与者完成后,所有参与者会知道他们自己以及自己队友的收入情况。
                    
   
第二部分,每一队参与者需要完成清理第一部分掉在地上的豆子和移动电脑滑块两项任务,实验之前会得到以下指示:电脑上会有40个滑块,每一个滑块的位置是随机的,任务的目标是将每一个滑块移到中间的位置,每一队会得到20美分(或10美分)如果A(或B)参与者正确完成了一次移块任务。并且最终总收入会在队员之间平均分配。另外,只有当其中一位队员完成了清理任务后才会被真实支付。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如果选择清理任务,那么他只能在完成清理任务后再进行移块任务,顺序不能颠倒;而如果选择移块任务则可以立刻进行。在确认所有参与者对这部分实验内容没有任何疑问后,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进行先行尝试进行电脑移块测试(总共10个滑块)。然后,A参与者会被带入先前进行扔豆实验的房间,房间的电脑屏幕上会提示他们是选择清理地上的豆子还是立刻进行移块任务,如果A选择清理任务,那么他只能在完成清理任务后再选择是否进行移块任务,时间总共四分钟。A完成实验后,B会带入相同的房间并且进行相同的实验,当然,如果A参与者选择了移块任务,那么B就只能选择在剩下的时间进行清理豆子的任务。
 
这个实验收益最大化的策略是A参与者选择移块任务并且让B来清理豆子,但是A选择进行清理工作可能是出于道德责任以外的多种原因:例如,害怕B拒绝或者忘记了清理任务;害怕B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清理;或者A不喜欢移块任务;又或者A相信B在移块任务上比自己好两倍以上;最后,A可能误解了指示的含义从而选择进行清理。
 
为了排除以上因素的干扰,我们进行了以下的控制实验(第三方实验),即在第一部分,有实验助手进行扔豆子实验(实际是按照之前实验的情况刻意安排),这样就可以排除了道德责任对A的影响。最后,我们也进行了另一个控制实验(BFirst),让B参与者在第二部分先进行选择,B参与者对地上的豆子并不负有直接责任,这就意味着他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并不受道德责任的影响,因而更可能选择有效率的策略。参与者的选择严格按照ORSEE标准进行。我们总共进行45次实验,总共招募了180位参与者,实验数据和过程都符合行为实验的标准。
 
三、结果
 
首先,由于A和B是随机分配的,并且A和B在这完成这两项任务的能力并没有系统的差别,因而在主要实验中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是A让B来进行清理工作。但是在实际实验过程中,有60%的A参与者选择自己进行清理工作,也就是说60%的A参与者愿意放弃他们的部分收入仅仅为了自己完成清理任务。
 
虽然这可以用我们的道德责任感假设进行解释,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也有许多其他因素可以用于解释这一现象。第三方实验消除了A的道德责任,结果显示在这一实验中,仅仅只有30%的A参与者选择自己完成清理任务,两者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说明有将近30%的参与者仅仅是出于道德责任感选择完成清理任务。
 
另外,为了了解B参与者的动机,我们进行了BFirst实验,实验结果显示,83%的B参与者选择自己进行清理工作,因而A参与者在这一实验中完成清理任务的概率远远小于主要实验,但是与第三方实验的结果则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上述结果排除A关于B在清理任务中的一些假设猜想。
 
表1利用线性概率模型分析了我们的结果,第一列结果显示与主要实验步骤相比,采用第三方实验或者BFirst实验的方法A参与者完成清理任务的概率下降30%-40%左右,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的结果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如第2列至第4列所示)。
 
另外,在回归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如果A参与者关于自身在环境变化中的责任每提高1分(五分问卷),他们选择清理任务的概率会上升14%。同样,B参与者越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让A参与者完成清理任务的概率也越大。
 
我们同样计算了在上述实验中由道德责任产生的效率损失。实验结果显示,如果A选择完成清理任务,他们平均完成27.65个移块任务,与此对比,那些没有选择清理任务参与者会完成48.24个移块任务,也就是说,每一队平均损失了18%的收入。整体而言,在第三方实验和BFirst实验中的参与者获得收入显著高于主要实验中参与者的收入。
 
四、进一步讨论与结论
 
我们实验最主要目的是将道德责任的影响从其他相关因素中清晰的区分出来,采用实验室行为实验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实验环境与现实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是可见的负外部性,但是现实中温室气体的排放等环境负外部性是无形的。此外,实验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的,而在现实社会中居民在教育、社会文化背景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别。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实验结果能够很好的证实引言部分提出的关于可交易污染许可证遭遇质疑的道德原因。但是要将这一实验结果真实应用到现实世界的具体领域,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室实验和大规模的社会行为研究。
 
本文研究也为“价格型VS规制型”环境政策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道德责任视角,并且认为道德责任会直接影响这些环境政策工具的效率,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具体制定政策过程中可能需要将居民道德责任这一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也可以使政策在推行过程中遭到更少的反对。
 
Abstract
 
Although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feature prominently in economic theory and are widely employed, they often face public resistance. We argue that such resistance may be driven by moral responsibility, where citizens prefer to tackl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at they have caused by themselves, rather than delegating the task to others by means of a market mechanism. Using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that isolates moral responsibility from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we show that moral responsibility induces participants to take inefficient actions that reduce the earnings of the whole group of participants.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finding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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