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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关税下降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绩效?

 
推文人 | 刘梦迪
 
原文信息
 
Brandt, Loren, 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Luhang Wang, and Yifan Zhang. 2017.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9): 2784-2820. 
 
摘要
 
加入WTO、关税下降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绩效?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关税下降的内生性问题。第一,反向因果。政策制定者可能选择性地降低生产率高的行业的关税。第二,遗漏变量。与关税下降相关的行业特征可能才是生产率增长的真正原因。Brandt等人近期发表在AER上的文章,提出运用加入WTO协议中的最大关税作为实际关税的工具变量作为识别策略。作者发现,降低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对市场势力溢价的影响相反。进口关税下降可以提升市场势力溢价;而出口关税下降则会降低市场势力溢价。而降低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均对企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发现,制造业企业绩效提高主要是由于现有企业绩效提高、新进入企业具有更高的绩效,而非由于淘汰了绩效低的企业。此外,作者从市场势力溢价的下降、投入品价格的下降以及效率的提升三种途径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产品价格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前言
 
大量的研究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总产出比总投入)的影响,而少有研究探讨对企业市场势力溢价(价格比边际成本)的影响。Brandt等人近期的AER文章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溢价和生产率的影响。相比于生产率,市场势力溢价不仅捕捉效率变化,还包括了投入和产出市场均衡价格的影响。影响机制大致包括以下几点:第一,降低进口关税增加了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减少市场势力溢价;第二,降低进口关税可以直接降低边际成本;第三,降低进口关税可以通过增加生产率而减少边际成本。虽然这三种机制都可以降低价格并提高福利,但后两个机制在成本节约传递不完全的情况下也可能增加市场势力溢价。因此,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市场势力溢价在理论上没有明确的方向。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单方面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在加入WTO的漫长协商过程中,中国已经逐步在多个方面对外开放。由下图可见,关税在1994-1997年间和2002年显著下降,在其他年份相对缓慢下降。此外,整体来看出口关税高于进口关税,但差距逐渐缩小。从四分位数范围(虚线和阴影范围)来看,随着时间推移,行业间关税差异在下降,这表明贸易自由化的变化程度存在显著的行业间差异。
 
从中国分别于1995、1997、2002、2004、2007、2011和2014年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允许”、“限制”、“禁止”类产业类别来看,受限的产业类别逐年减少,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如下图所示)。
 
数据
 
该研究用到的数据包括企业层面的经济活动信息、价格信息以及关税信息。企业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来自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贸易量数据来自中国海关办事处;2003年及之前的产出平减指数由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级别数据计算得到,2003年之后的产出平减指数来自统计年鉴;投入平减指数根据产出平减指数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出口关税来自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进一步将产品级别的出口关税信息匹配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4位行业代码(作者公开了他们的匹配代码)。进口关税根据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由出口关税加权平均得到,这涉及投入产出表80个行业大类和企业4位行业代码的匹配(作者公开了他们的匹配代码)。去除了2位行业代码发生变化的企业(20%左右)。一方面,这些企业的TFP和市场势力溢价在年际间不可比;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滞后一期的关税无法准确度量。
 
内生性的讨论
 
该研究运用进口关税作为贸易自由度的主要衡量指标。然而,用关税作为衡量存在两方面内生性问题。第一,反向因果。政策制定者可能选择性地降低生产率高的行业的关税。第二,遗漏变量。与关税下降相关的行业特征可能才是生产率增长的真正原因。随后,作者做了很多很多检验来证明为什么这两个内生性问题在该研究中不那么严重以及采用何种策略可以减缓内生性的影响。
 
首先,从图一的行业间关税差异逐渐缩小可见政策制定者策略性选择降低关税的空间很小。进一步,作者发现第一年(1992)的关税和最后一年(2007)的关税相关性很高(如下图所示,纵坐标为两年关税差值,横坐标为1992年关税)。
 
而从2001-2007年的关税削减情况来看,则呈现出一些异质性(如下图所示,纵坐标为两年关税差值,横坐标为2001年关税)。这意味着可能存在政策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WTO协议中的最大关税在1999年之前已经确定,因此,使用加入WTO协议中的最大关税作为实际关税的工具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作者同时指出这一工具变量并不能解决政策制定者在谈判中对未来行业绩效预期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考虑到模型加入了行业固定效应,谈判时间在大部分样本期之前,以及中国行业发展的巨大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作者进一步做回归讨论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首先是反向因果的讨论:作者用1998到2007年各行业的关税变化分别对199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和1998年之前三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做回归。回归结果显示这些生产率的衡量指标均不与关税变化显著相关。接下来是遗漏变量的讨论:作者在上述模型中加入潜在影响关税和生产率的行业特征,包括出口、贸易类型、美国行业特征及中国行业特征,结果显示多数行业特征对关税变化没有显著影响。
 
实证策略
 
分别运用企业的生产率和市场势力溢价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滞后一期的出口关税和进口关税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控制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以及企业固定效应(在一些回归中加入了年份-行业固定效应,为了观测进入企业的影响去在一些回归中去掉了企业固定效应,在一些回归中加入了产品固定效应)。如上文论述,对于加入WTO之后年份的进口关税,采用协议最大关税作为工具变量。对于企业层面的研究采用两种聚类标准误:(1)由于解释变量是行业级别的,因此采用行业-年份聚类标准误;(2)考虑到序列相关问题,采用企业聚类标准误。研究主要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为市场势力溢价和企业生产率。那么二者有什么关系呢?关税对市场势力溢价的影响区别于关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最主要在于其包含了对投入和产出价格的影响。
 
研究结果
 
作者首先观察最直观的指标——进口量的变化。运用协议最大关税作为工具变量,发现进口关税下降增加了进口量(-3.1)。这表明,进口关税的下降降低了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按产品类别来看,中间投入品的影响最大(-4.3)。
 
接下来,进一步观察价格的变化。分别用企业级别数据计算得到的价格指数以及统计年鉴中的价格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发现进口关税的下降降低了本土产品的价格(30%),其中中间品价格(49%)受到最大的影响。而由于中国本土资本商品、消费品和进口商品处于不同市场,因此受到最小的影响。该结果表明,进口关税的下降增加了本土企业的竞争,从而导致价格的下降。
 
考虑到价格的下降可能通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市场势力溢价的下降、投入品价格的下降、效率的提升,因此进一步对不同的途径进行分析。首先,作者运用企业市场势力溢价作为被解释变量。作者发现,降低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对市场势力溢价的影响相反(下表Panel A所示)。进口关税下降导致市场势力溢价提升。这与预期相符,即进口关税的下降直接降低了企业的边际成本,而只要节约的成本没有全部转化为消费者福利的增加市场势力溢价便会增加。而出口关税下降导致市场势力溢价下降。一方面,国外的竞争可以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只要节约的成本没有全部转化为消费者福利的增加市场势力溢价便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降低出口关税带来的竞争效应也可能通过降低产品价格而降低市场势力溢价。研究结果表明,多数情况下前者(提升)占主导,而只有针对大企业,后者(降低)占主导。
 
正如上述对出口关税结果的讨论,作者认为存在技术提升和竞争两种相反的机制。为了区分两者,进一步直接观察技术提升的影响,运用企业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作者发现,降低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均对企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下表Panel B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关税下降会降低市场势力溢价,但却能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据此可以推测,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的确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改进了生产技术。
 
 
最后,作者进一步从行业层面进行了分解分析。将企业分为现有企业(进一步分为企业内和企业间两项)、新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市场势力溢价和生产率总体变化主要是由企业内的变动和新进企业贡献,即现有企业绩效的提高,和更高绩效的新进入企业的选择效应。而关税下降对淘汰绩效低的企业的作用并不明显。
 
(图片来源:原文)
 
延伸讨论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异。发现相对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在竞争加剧时通过更换CEO来改善绩效。这表明,竞争加剧时,面临更严重代理问题的企业更倾向调动高层变动来应对。
 
此外,作者进一步区分新进入企业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是由于新进入量的增加还是由于新进入企业的平均生产率高。结果显示,企业进入率并没有明显提高。通过对比现有企业、新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市场势力溢价和生产率,发现新进入企业平均生产率提高最多。
 
评论
 
我认为该研究有以下两点最值得学习:
 
第一,该研究对内生性问题的讨论。该研究主要的实证策略是运用加入WTO协议中的最大关税作为实际关税的工具变量。由于协议关税是在加入WTO之前确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此外,作者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回归分析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探讨,并最终通过摆事实否定了一个个“可能”。
 
第二,该研究对影响机制的分析。阅读中最大的感受就是环环相扣。每一章节都是在试图分析上一章节中得到的结果的影响机制。
 
Abstract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on the evolution of markups and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firms. Although these dimensions of performance cannot be separately identified when firm output is measured by revenue, detailed price deflators make it 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average effect of tariff reductions on both. Several novel findings emerge. First, cuts in output tariffs reduce markups, but raise productivity. Second, pro-competitive effects are most important among incumbents, while efficiency gains dominate for new entrants. Third, cuts in input tariffs raise both markups and productivity. We highlight mechanisms that explain these finding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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