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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可否促进经济复苏?——来自1936年美国退伍军人转移支付的证据

图片来源:论文原文附录
 
推文人 | 王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财税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信息
 
Joshua K.Hausman.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Recovery: The Case of the 1936 Veterans’Bon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4):1100-1143.
 
研究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退伍军人提出,平民因战时(1914年7月28日-2918年11月11日)国内经济繁荣而收入丰厚,而他们因服役丧失了这一机会,联邦政府应当给予其补偿金,以平衡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反对派认为,补偿金将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而且为国服役是公民的义务,联邦对此并无补偿责任。1924年,国会通过了妥协性的补偿金法案,给予退伍军人补偿金证书,国内、国外服役的按服役时长分别给予每天3美元、4美元的补偿金,但规定1945年兑付。退伍军人并不满意,要求立即兑付补偿金,并为此展开了长期斗争。1931年,国会进一步妥协,同意提前兑付补偿金票面价值的22.5%~50%,但提前兑付的部分性质上属于贷款,需向联邦政府支付每年4.5%的贷款利息,未提前兑付的补偿金在扣除贷款利息后,于1945年兑付。1936年,国会最终满足了退伍军人全额兑付补偿金的要求,补偿金问题最终得以解决。1936年的这项政策免除了1931年10月之后发生的补偿金贷款利息,并且对于自愿续存在联邦账户的部分给予每年3%的储蓄利息,到1945年后本息共同兑付。1936年6月15日,共计17.6亿美元的补偿金发放给320万名退伍军人,平均每个军人获得547美元(即1.76/0.0032)的补偿金。这笔补偿金数额巨大,从总量上来看,17.6亿美元占1936年GDP的2%;从人均值上来看,1936年的人均年收入约为530美元,同时当年最便宜的福特汽车价格仅为510美元。
 
1936年这项法案的出台,恰逢美国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后的经济复苏期。一般认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由货币政策主导,财政政策并未在这一时期发挥功效,但本文作者认为补偿金法案作为一项财政政策,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与此同时,补偿金法案本质上是一项转移支付政策,传统研究认为转移支付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较低,但本文结论与之相反,退伍军人的补偿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带动了消费的同时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独特的视角,为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的影响作出了贡献。
 
退伍军人究竟花费了多少补偿金?
 
A.补偿金的边际消费倾向
 
1.数据和识别策略
 
在基础回归部分,本文主要使用1935-1936年的美国家庭消费调查数据。家庭消费调查由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支持开展,通过分层随机抽样,共抽取26000个城镇家庭、35000个农村家庭作为入户调查的家庭样本,并于1936年分前后两次对这些家庭的收入及支出信息展开调研。受访家庭可自行选择汇报1935年全年的支出情况或近期(即截至第一次接受调研的前一个月)连续12个月的支出情况。之后美国校际社会科学研究联盟从受访家庭中随机抽取了3100个城镇家庭子样本,3034个农村家庭子样本。在考虑到两种样本的统计差异以及农村样本数据不全等问题后,本文从城镇子样本中选取了2745个家庭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基础回归部分主要是以对补偿金的支出额度为指标来测算补偿金的边际消费倾向(MPC)。作者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把补偿金发放作为政策虚拟变量引入,实验组为包含退伍军人的家庭,控制组为不含退伍军人的家庭。在假设实验组与控制组实验前消费趋势一致的情况下,从实验前后两组消费量的变化差值中,识别出实验组对补偿金的支出。
 
然而,家庭消费调查数据中缺少对核心解释变量(即家庭中是否包含退伍军人)的统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选取1930年全国人口普查5%抽样数据作为补充数据,利用普查数据首先识别家庭包含退伍军人的可能性。
 
综上,基础回归本质上是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回归用年龄、种族、家庭住址三个人口特征变量估计家庭包含退伍军人的可能性,即识别实验组的过程;第二阶段把第一阶段的识别结果作为退伍军人身份虚拟变量,引入双重差分模型,进而识别退伍军人对补偿金的支出情况。
 
2. 回归方程和结果
 
第一阶段对实验组的识别效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种族、地区、年龄三个人口特征变量能够较好的识别退伍军人身份。例如,白人成为退伍军人的可能性在16-30岁各个年龄段均大于黑人。
 
第二阶段回归开始之前,作者将样本按照退伍军人可能性大小分成两分位组(下左图)与三分位组(下右图),考察实验组与控制组实验前后的变化趋势。由图中可以看出,在实验之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消费趋势较为一致。补偿金发放之后,实验组消费增长明显,控制组的消费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二者消费差距拉大。由于这一趋势的存在,使用DID的方法较为合适。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下表5所示,全样本回归β_4的估计值为647.2。在排除家庭年支出大于5000美元的干扰样本之后,β_4的估计值为403.1,即退伍军人平均支出403美元的补偿金用于消费。前文提到平均每个退伍军人领到547美元补偿金,据此计算得出补偿金的MPC为0.75(即403/547)。
 
然而,547美元的人均补偿金并非由家庭消费调查数据计算得出,计算MPC的分子分母数据来源不一致,可能会导致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
 
1936年6月14日,《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公布了各个州退伍军人总量和补偿金总数,作者据此计算得出每个州的平均补偿金数,并估计以下方程系数:
作者进一步用家庭消费调查数据代入等式右边,估计得出平均补偿金为601美元,进而MPC为0.67(403/601)。
 
除此之外,家庭消费调查中“Insurance policies settled”一项登记了补偿金的留存额,“Gifts received”一项登记了补偿金的支出额。作者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放入基础回归方程中,估计得出补偿金的平均支出额为152.4美元,平均留存额为96美元,进而MPC为0.61[即152/(152+96)]。综合以上计算结果,退伍军人补偿金的边际消费倾向介于0.6~0.75之间。
 
3.稳健性检验
 
作者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充分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以及遗漏变量问题,结果如上表6所示。第(2)列回归作者考虑到补偿金的支出可能存在外溢效应,例如某地区退伍军人占比较高,进而补偿金总额较高,由此带来的高消费会提升整个地区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导致该地区总体消费水平提高。为了控制这一外溢效应对基础回归的影响,作者在第二阶段回归方程中加入了州层面退伍军人占比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第(3)(4)(5)列作者考虑到第一阶段回归的解释变量的选取可能会干扰第二阶段的回归,进而导致无法识别政策的真实作用效果。因此,作者改变了第一阶段回归的方程形式,在第(3)列、第(4)列中只用年龄和种族来识别实验组,同时第(4)列在第二步回归中,进一步加入了州层面固定效应和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控制了地区层面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第(5)列只采用1918年是否满18岁这一征兵入伍的硬性条件来识别实验组,且在第二步回归时将样本缩小至26~46岁年龄组(1936年),控制了年龄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第(6)列控制了样本生成过程中的选择性偏差。第(7)、(8)列分别扩大、缩小了样本量。各列的回归系数可以验证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作者进一步实施安慰剂检验,验证在非实验月份,政策虚拟变量是否影响消费趋势。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在1936年1-5月,实验组实验前后的消费变化低于控制组,因此基础回归确实能够识别出实验组对补偿金的消费。
 
B.补偿金的支出去向
 
作者基于家庭消费调查数据,进一步探究补偿金的详细支出情况。作者将基础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更换为汽车购买与维护支出、房屋租赁与维护支出、家具设备支出等,回归结果如下表7所示。可以看出,退伍军人的补偿金主要花费在汽车购买与维护上,平均支出127.5美元;其次是房屋租赁与维护上,平均花费83.38美元。
 
进一步分解对汽车购买及维护的支出,回归结果如下表8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127.5美元的汽车相关支出中,有71.09美元花费在汽车购买上,有56.39美元花费在汽车维护上。作者另外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汽车购买行为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补偿金的发放使得家庭购买汽车的可能性提高了22个百分点。
补偿金对地区经济的外溢效应
 
补偿金法案本质上是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同时这项财政政策支出存在乘数效应,即退伍军人对补偿金的花费可能会对当地经济产生正向的外溢效应,而这一外溢效应的大小与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即补偿金的多少有关。作者利用1930年人口普查数据库中各个州退伍军人占比作为政策刺激力度的代理变量,考察人均退伍军人数量对地区经济的边际影响。作者选取汽车销量、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即住房需求)作为衡量地区经济水平的代理变量,这两个代理变量的优势在于可以控制政策的跨州外溢效应。例如,如果某个州的居民在本州购买汽车,但由此带来的就业率的提高可能发生在另外一个汽车生产州。用上述两个代理变量即可有效避免此类问题。
 
上图为1930年美国各个州退伍军人的分布情况,分布差异明显。其中,占比最低的密西西比州平均每100个人里只有1.8个退伍军人,而占比最高的怀俄明州、哥伦比亚地区、内华达州,平均每100个人里有5.2个退伍军人。从图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南部地区退伍军人占比较低,而西部地区占比较高。
 
从上图可以看出,退伍军人占比与汽车销量之间正向相关。本部分采用以下形式回归方程识别补偿金的地区外溢效应。
 
其中,A_(s,t)表示s州在第t年的人均汽车销量,数据来源于汽车行业发布的年度行业数据。系数β衡量的是州人均退伍军人数量对1936年州汽车销量的边际影响。回归结果如下表9所示:
 
第一列为散点图的回归结果,系数估计值0.306表示每增加一名退伍军人,州的汽车销量增加0.306台。作者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地区差异、宏观经济影响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依旧显著,且保持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部分回归将补偿金的外溢效应考虑进去,系数β的估计值大于真实的MPC,作者推导显示,二者关系如下:
其中b为真实的MPC,γ为地区消费的增长对地区收入增长的影响,即外溢效应。
 
表9回归结果显示β ̂在0.2~0.35之间,假设退伍军人选择买最便宜的福特汽车(1936年价格为510美元),那么相当于140美元的补偿金花费在汽车购买上。这一结果大于家庭消费调查估计的结果(71.09美元)。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本部分回归的被解释变量是1936年全年的汽车销量变化,因此考察的区间比基础回归要长;二是由于跨州回归同时识别出了补偿金对地区经济的外溢效应。
 
本部分的安慰剂检验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1936年的汽车销量增长是最为明显且显著的。
 
 
C.对住房需求的边际影响
 
本部分的研究思路与B部分一致,在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作者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衡量城市住房需求的代理变量。
 
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其中,R_(c,t)表示城市c在第t年的住宅建筑许可证的人均美元价值,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劳动力市场数据。回归结果如下表10所示:
 
 
第一列为不加控制变量的原始回归,系数估计值262表示每增加一名退伍军人,城市的住房需求增加用货币来衡量,为262美元。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如下图所示)表明,仅1936年的住房需求量变化是正向显著的,其他年份均不显著。
 
 
补偿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何如此之高
 
前文估计得出,补偿金的边际消费倾向介于0.6~0.75之间,这一数值要高于传统的经验研究结论。对此,作者试图从以下两个渠道寻求解释,一是基于一项针对一战退伍军人的直接调研结论,二是运用经济学基础理论。
 
A.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调研
 
1936年1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调研了42500个一战退伍军人,调研内容为“打算如何花费补偿金?”,调研结果如下表11所示:
 
从表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退伍军人愿意支出63%的补偿金,即边际消费倾向为0.63,这一结果处于前文估计的边际消费倾向区间内。
 
B.经济理论解释
 
Hsieh(2003)研究了阿拉斯加永久性基金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MPC的值为0。Souleles(1999)研究了每年的所得税返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MPC的值介于0.35~0.65之间。本文的补偿金形式上与Hsieh所研究的阿拉斯加永久性基金更为相似,但MPC却相对较高。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补偿金发放的时期较为特殊,恰逢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的恢复期。本部分主要从1936年的经济环境入手,来解释补偿金MPC较高的原因。
 
(1)流动性约束
 
一战、二战期间,居民购买耐用品贷款利率高,且首付款较高,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退伍军人对耐用品的消费。尽管在补偿金发放前夕,银行对退伍军人的贷款政策有所倾斜,但居民消费调查的结果以及其他事实经验表明,由于退伍军人贷款可能性受其历史信誉制约,流动性约束依旧制约着退伍军人的消费。
 
(2)高未来收入预期
 
根据平滑消费理论,退伍军人基于1936年之前三年的个人收入增长情况,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事实,在预期到未来收入上涨的情况下,选择增加现期支出,因此补偿金的发放为上述动机提供了经济支持,退伍军人在无法借贷的情况下,必然选择支出补偿金。
 
(3)对汽车及住房的迫切需求
 
一般来说,消费者对于商品的目标需求量与其实际拥有量之间的差距越大,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高。美国1935年的实际情况表明,当年的汽车保有量和不动产保有量都远低于1929年,因此在流动性约束与高未来收入预期的双重背景下,1936年发放的补偿金促使退伍军人加大对汽车及住房的投资。
 
补偿金对1936年经济增长的贡献
 
前文主要考察补偿金对退伍军人消费的影响,而这部分考察补偿金对于1936年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上式将补偿金对1936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分离至等式右边,其中S_m为补偿金的支出乘子,下表12列示了当S_m取值不同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支出乘子为0.5时,1936年经济增长率可提高0.8个百分点。
 
由于补偿金是一次性支付,因此很难测度其长时间的作用效果。作者进一步对比了1933-1937年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以及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如下表13所示:
 
 
1936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2.9%,消费增长率为10.2%,这两项均显著高于上表其他年份。与此同时,1936年的政府支出增长率低于1934年,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速低于1935年。上述证据表明,1936年的经济增长与当年的特殊财政政策——补偿金——的实施是密切相关的,只有补偿金带动的高消费能够解释1936年的经济增长。
 
结论
 
本文研究了1936年的一项扩张性的转移支付财政政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联邦政府共计支出17.6亿美元给320万一战退伍军人发放补偿金。基于多个微观数据库的研究结果表明,退伍军人在收到补偿金之后大部分用于消费。
 
首先,作者基于1935-1936年家庭消费调查数据,采用DID的估计方法,估计补偿金的MPC介于0.6~0.75之间。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补偿金对消费的显著影响。
 
其次,考察了补偿金对地区经济的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退伍军人的增加确实能够带动地区汽车销量与住房需求的增长。
再次,考察了退伍军人对补偿金的主观支出意愿,研究结论与前文吻合。在综合考虑流动性约束、高未来预期收入以及消费者对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迫切需求的基础上,作者解释了本文估计得出的补偿金MPC较高的合理性。
 
最后,考察了补偿金对1936年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发现只有补偿金能够解释1936年的消费带动下的经济增长。可见,转移支付政策在经济复苏期效果更为明显。
 
Abstract
 
Conventional wisdom has it that in the 1930s fiscal policy did not work because it was not tried. This paper shows that fiscal policy was tried in 1936. The veterans’ bonus of 1936 paid 2 percent of GDP to 3.2 million veterans; the typical veteran received a payment equal to per capita income. Multiple sources, including a household consumption survey, show that veterans spent the majority of their bonus. Point estimates of the MPC are between 0.6 and 0.75. Spending was concentrated on cars and housing in part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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