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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中的摩擦或扭曲

文 | 许文立 许坤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史已经多次出现在香樟推文中,但是,正如Woodford(2009)所言:“宏观经济学的分歧,并没有‘外人’看起来的那么大。相反,它的共识多于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宏观经济学需要进一步加强微观基础(Blanchard,2016;P. Romer,2016;Stiglitz,201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经历了两次方法论上的根本性变革(King,2011)。两个理论工具被引入宏观经济学中,并改变了宏观经济家对经济运行的思考方式。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RBC方法(Kydland and Prescott,1982),两位作者也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个是搜寻和摩擦理论的引入,这一领域的开创者Peter Diamond, Dale Mortensen, and Christopher Pissarides也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种理论工具对宏观经济学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为(1)它们都为宏观经济学带来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并使得宏微观经济学再次出现融合趋势;(2)它们都允许研究者们进行政策分析和福利分析;(3)它们为宏观经济学带来了极大的定量分析潜力。
 
早期的DSGE模型并没有摩擦因素,这也是Prescott(2016)一直不愿将RBC称为DSGE一类的重要原因,他们一直坚持着完全市场的新古典理念。在没有摩擦的模型经济中,福利定理成立。但是最新的宏观研究已经明确建模的不同摩擦或扭曲,例如,在Gali(2015)的标准NK模型中,次优主要来源于两个扭曲:
 
第一,长期扭曲,由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品市场中的市场力量会使得灵活价格的产出水平比最优(first best)产出要低。这是因为即使在灵活价格下,企业还是会利用市场力量将价格设定在边际成本的加成处。这种扭曲可以通过税收类型的政策来解决,例如,劳动补贴等。
 
第二,短期扭曲,由于价格粘性,价格不能立即调整到最优。这可能是央行需要关心和解决的问题。
 
总之,我们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越来越仔细地建模摩擦或扭曲,且几乎所有宏观经济领域都会引入至少一种摩擦。2008/09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宏观经济学带来的最重要改变就是使得金融摩擦在宏观经济模型中越来越重要(Blanchard and Summers,2017)。宏观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在2011年第1期上专刊讨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摩擦问题(special issue: Macroeconomics with frictions)。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宏观经济学主要关注于大规模的计量模型,主要由许多局部均衡方程联立而成。那时候的经验模型是构建于理论模型之上,而经验结果只是作为一种指导,而非对数据的理论约束。那些估计的方程所刻画的行为既有最优,也有扭曲性的。但值得注意地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宏观经济中似乎没有“扭曲的概念”(Blanchard,2017)。
 
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怀疑这种计量模型的可信度。因为它们虽然在单个或局部方程的行为刻画上很清晰,但加总之后的性质就非常奇怪。一方面是由于这类模型对滞胀解释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模型的识别问题(Sims,1980)。Blanchard(2017)说,对于他们那代学生来说,三篇论文犹如晴天霹雳,突然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打开了通往前方的道路:一篇是Lucas(1973)关于不全美信息的文章,另外两篇是Fischer(1977)和Taylor(1980)关于名义粘性的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方法论都极其相似:关注于一种扭曲的效应——Lucas的不完全信息导致不完全调整,Fischer的非交错决策型名义粘性,以及Taylor的交错决策型名义粘性。
 
受这三篇文章的启示,随后垄断竞争(Dixit and Stiglitz,1977)、菜单成本(Mankiw,1985)、不同的交错结构(Calvo,1983)等相关研究均显示出这些摩擦是如何引发名义冲击的动态效应。因此,宏观经济学很自然地就转向了将这些摩擦或扭曲整合进Kydland and Prescott的RBC框架中,也就是在新古典框架中引入特定的摩擦或扭曲,例如Blanchard and Kiyotaki(1987)。
 
在此基础上,Woodford(2003)、Clarida et al. (1999)、Gali(2015)为宏观经济分析,至少为货币政策分析提供了基准模型。这种基准模型可以从基本概念中推导:一种扭曲摩擦(Calvo采用的泊松形式的名义粘性)和一个政策工具(政策利率)。保持稳定的低通胀既可以最小化扭曲,也可以维持合意的产出水平,Blanchard and Gali (2007)用“神迹(Divine Coincidence)”来描述一现象,即通胀与产出之间并没有取舍关系。但是,我们曾在DSGE建模与编程入门系列中探讨过,价格粘性通过需要企业有一定的市场力量才行,也就是说一种摩擦往往需要另一种摩擦来配合。
 
越来越多的学者建模了多种摩擦,例如Erceg et al.(2000)的价格和工资双名义粘性,Gali(2007)的实际和名义粘性,Bernanke and Gertler (1989)的信贷摩擦, Diamond and Dybvig (1983)或者Holmstrom and Tirole (1998)的流动性约束。这些重要的摩擦也逐渐整合进DSGE模型中,但它们并没有成为基准模型的核心结构。
 
在金融危机之前,Blanchard(2009)指出他对宏观经济学基准模型的两个特征感到不安:一是名义粘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宏观经济模型所重视;二是基准模型赋予代理人太大的前看能力。危机之后,DSGE模型里整合进了更加丰富的金融部门结构和扭曲因素,例如Gertler and Kiyotaki(2013)。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就整合金融摩擦,下次危机就整合另一种摩擦吗?基准的宏观经济模型到底应该包含哪些摩擦呢?这些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答案。下面,我们来看看Blanchard在2017年NBER宏观经济年会上作的dinner talk中所提供的三个重要摩擦:
 
第一个扭曲是保留名义粘性。例如Calvo(1983)。
 
第二个扭曲是有限期限。源于死亡的有限时间以及没有有效的遗产传递。因此,有限期限来自于有限理性、短视或者无力预期太长远的事情。例如Gabaix(2016)。
 
第三个扭曲是支出决策中自有资金的作用,对于银行来说它是资本金,对于企业和家庭来说它是资本或抵押品。例如Holmstrom and Tirole(1997)。
 
最后,我们很想知道,摩擦或者扭曲到底是什么?上面我们一直在混用“摩擦”和“扭曲”。我们曾在一些文章中看过对于摩擦的定义,可划分为两类,总结如下:(注:不一定正确)
 
第一,(经济、社会或者自然)环境的特征,它们使得代理人在取得合意产出时变得很困难。例如(1)私人信息或者有限承诺;(2)空间或时间分割;(3)不完全监督、不完全记录等问题。
 
第二,机制中存在的摩擦,这类摩擦直接干预代理人的行为。例如价格粘性。
 
作者信息:
许文立,安徽大学经济学院,xuweny87@163.com
许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kunxu201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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