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张强国

 

原文信息

 

Mark Lorenzen and Ram Mudambi.(2013). Clusters, Connectivity and Catch-up: Bollywood and Bangalore in the Global Economy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3):501-534.

 

引言

 

近期，宝莱坞巨星阿米尔•汗出演的影片《摔跤吧！爸爸》的惊人表现震撼了中国电影市场。宝莱坞恰好是今天这篇推文的主角之一。本文分别论述了四种类型的“集群对外联系”如何影响新兴集群追赶领先集群的潜力，并以印度的两大产业集群—宝莱坞和班加罗尔IT集群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这是一篇典型的经济地理文章，突破了传统的集群理论。

 

概念界定

 

1.集群的追赶：集群的领导力体现为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 (Mudambi, 2008; Sturgeon, et al., 2008)。后期进入全球市场参与竞争的新兴经济体的集群，面临的挑战是追赶领先集群（Abramovitz, 1986）。

 

2.集群追赶的维度：新兴集群为了沿着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两个维度进行追赶，最初只能在领先集群设计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担任低层次的角色。价值创造体现为革新技术、优化流程以及向研发、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升级 (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 Mudambi, 2008)。价值获取是通过最终产品的升级换代在全球市场上获取更高的利润。

 

3.集群对外联系的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集中的组织间联系。如，旗舰公司作为集群企业与全球市场之间的看门人，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客户和投资。第二种联系是分散的组织间联系。如，本土高科技公司和跨国公司子公司广泛参与当地集群知识分享。第三种联系是集中的人际关系。宗族是一个最准确的例子。第四种联系是分散的个人关系。如，有语言、文化认同感的侨胞。

 

理论假说

 

假设1：与由人际关系引发的创新相比，组织间联系引发的创新更聚焦于特定的行业和技术（深度上）；与组织间联系引发的创新相比，人际关系可能引发跨越行业和技术的多样化创新（广度上）。

 

假设2：通过集中的组织间联系很可能只会在特定的技术和行业中产生有限的溢出效应，因此，新兴集群几乎没有追赶的潜力。

 

假设3：通过集中的人际关系很可能只会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和行业产生有限的溢出效应，因此，新兴集群几乎没有追赶的潜力。

 

假设4：通过分散的组织间联系很可能会在特定技术领域和行业中产生大量的溢出效应，因此，新兴集群具有深度上的追赶的潜力。

 

假设5：通过分散的人际关系很可能会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和行业产生大量的溢出效应，因此，新兴集群具有广度上的追赶潜力。

 

案例分析

 

1.宝莱坞

 

宝莱坞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12年，与好莱坞成立的时间大致相同。二战以来，被形容为“一个影星、六首歌、三支舞”的马沙拉式影片迅速占领了印度本土市场，并逐渐成为主导宝莱坞半个世纪的电影类型。然而，在近50年的时间里，宝莱坞基本上与其它电影集群隔离开来，也失去了国际主流市场。不仅价值创造的能力下降，价值获取的能力也很低，无法在电影营销推广和发行上获取规模经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宝莱坞迅速崛起。在价值创造方面，马沙拉式影片被优化，高质量的剧本、昂贵的国际外景拍摄、最先进的后期制作不但使宝莱坞影片吸引了快速增长的印度中产阶级观众，而且大幅度扩大了出口市场。在价值获取方面，宝莱坞瞄准国内和出口市场，进行大规模、密集的营销推广和发行。此外，宝莱坞的创新也发生在电影产业之外，与电视、流行音乐、电脑游戏、广告等互补产业产生了广泛的协同效应。为什么宝莱坞能迅速崛起？作者通过58次对宝莱坞业内人士的访谈找到了答案。宝莱坞制片人、导演、投资者及其它专业人士与成千上万来自海外的印裔消费者、投资者（相当一部分为好莱坞业内人士）之间有着紧密而广泛的私人关系。这种分散的私人关系引发了三股知识、资金流。第一股是反映电影产业发展的趋势的知识流，向宝莱坞传播价值创造活动升级的信号。上世纪90年代，当新的发行技术，如卫星电视、DVD和互联网出现时，海外印裔利用这些技术来进口宝莱坞产品。第二股也是知识流，帮助宝莱坞进行价值创造的升级。这些知识体现在海外印裔中创造性技能持有者的流动性上，他们积极投身于宝莱坞事业。第三股是资本流，影响了宝莱坞的价值获取活动。宝莱坞经常能够吸引来自海外印裔的投资，几家最大的电影发行公司和多家影院的投资者都是北美、英国印裔。

 

2.班加罗尔IT集群

 

班加罗尔IT集群起源于美国德州仪器公司于1985年设立的子公司，相比全球领先的IT产业集群—美国硅谷已经晚了几十年。微软（1987）、惠普（1989）、摩托罗拉（1991）、甲骨文（1994）、飞利浦（1996）、思科（1996）等一批硅谷巨头紧随其后在班加罗尔设立子公司。由于没有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充当技术的守门人，班加罗尔的硅谷子公司各自专注于为母公司服务，形成了分散的组织间联系。这些分散的组织间联系促进了印度本土企业与硅谷公司的直接合作，硅谷公司和硅谷子公司将大量基础性的业务外包给印度本土企业，产生了很大的知识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很大一部分体现为硅谷公司和硅谷子公司的工程师、经理向印度本土企业流动。如今，班加罗尔IT集群依然专注于IT业务，为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对硅谷实现了深度上的追赶。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别以宝莱坞和班加罗尔IT集群为例，通过定性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对提出的5个假设进行了证实。其中，得益于与北美、英国印裔的私人关系，即分散的人际关系，宝莱坞对好莱坞实现了广度上的追赶，证实了假设1和假设5；得益于硅谷公司和硅谷子公司与印度本土企业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溢出，即分散的组织间联系，班加罗尔IT集群对硅谷实现了深度上的追赶，证实了假设1和假设4。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可以再增加三个分析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产业差异的对比；第二个维度是不同类型联系的相互关系（排斥、共存、强化）；第三个维度是联系类型的演变趋势。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make two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on clusters. First,we provide a broader theory of cluster connectivity that has hitherto focused on organization-based pipelines and MNE subsidiaries, by including linkages in the form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Second, we use the lens of social network theory to derive a number of testable propositions. We propose that global linkages with decentralized network structures have the highest potential for local spillovers. In the emerging economy context, our theory implies that clusters linked to the global economy by decentralized pipelines have potential for in-depth catch-up, focused in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scope. In contrast, clusters linked through decentralize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potential for in-breadth catch-up over a range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echnologies. We illustrate our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by contrasting two emerging economy case studies: Bollywood, the Indian filmed entertainment cluster in Mumbai and the Indian software cluster in Bangal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