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王素素

 

原文信息

 

Justin Yifu Lin , 1995.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3(2).

 

前现代社会中国在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农业生产力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也有卓越成就。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中国的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诸多学者认为早在14世纪中国就已经具备了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Eberhard, 1956; Elvin, 1973; Tang, 1979; Needham, 1981; Chao, 1986）。李约瑟和韦伯都曾提出“为什么首先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林毅夫老师1995年发表在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上的文章“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给出了解释。虽然文章发表距今已有20余年，但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给出了很多的解释，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技术需求不足和技术供给不足两个角度。目前被广为接受的一种解释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源于人口土地比例的失调。人口的迅速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不断减少，劳动力相对价格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此外，较低的人均耕地导致人均农业剩余较少，无法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欧洲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故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而且拥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可供积累。林老师在文章中从人地比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和农业剩余角度对该假说进行了分析。根据中国历史数据，如果人地比例是主要原因，那么人均土地较多的14、15世纪和17世纪中叶应该出现大量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无论14、15世纪还是20世纪农业生产的经验证据都不支持假说中关于农业剩余不足的论点。综上，“高水平均衡陷阱”从技术进步需求角度的解释难以成立。

 

文章认为好的理论应该既能解释中国前现代社会的领先又能理解现代的落后。林老师从技术供给的角度给出了答案：现代社会技术发明方式的发生了转变，由过去的基于经验转向了现代科学下的依靠实验。无论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试错和改错”（trial and error）。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基础，由于中国在人口众多，故长期领先于欧洲；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结果，19世纪以后，更进一步转为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室实验。这种方式的转变大大加快了欧洲技术进步的速度。而中国的技术进步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的转变，林老师认为其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当时官员是最荣耀、最有回报的职业，即便只获得等级学位得不到官位的人也会享受相应的优待。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学说为主，人们缺乏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使得中国缺乏那些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尽管中国早在14世纪就具备了欧洲发生工业革命的许多重要条件，并且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科学革命未在中国发生，没有技术的不断进步，资本无法不断深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受到限制。

 

回归现代，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能以低于自身发明成本的价格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但是一国的技术转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应用进口技术的能力，而这与人力资本和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林老师从科举制度对人力资本的扭曲激励角度解释了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但是留给了我们新的问题：为什么科举制度在中国得以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