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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与女性福利

文章信息

Brown P H. Dowry an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9, 44(1): 25-46.

主要内容
    
家庭内部妻子的谈判地位(bargaining position)是否会影响她在家庭中的福利水平,是家庭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相关的理论始于Becker1991模型,发展到后来的collective models of households,但实证证据的寻找却面临几个问题:一个是妻子地位的测度,难以找到合适的代理变量,一般的度量往往同她个人福利水平混在一起无法区分;另一个是实证检验中的遗漏变量问题,妻子地位与观察到的福利水平之间的内生性问题。Philip H. Brown2009年在JHR上的文章”Dowry an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Evidence from China”以中国农村地区女方家庭给的嫁妆水平作为妻子bargaining地位的度量,解决了以上问题。
     
作者指出,传统的用来度量女性地位的变量,如收入水平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等,在实证中都面临联立性偏误问题(simultaneity bias),因为工作决策本身就是内生决定的。而我国农村地区结婚时女方父母大都会给嫁妆,而且不同于南亚地区,我国农村婚姻中的嫁妆在婚后仍然主要由女性支配,乃至离婚发生时嫁妆都可以带走,因此嫁妆可以作为妻子bargaining地位的代理变量。
     
进一步的,考虑到农村地区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嫁妆资金主要来源于家庭储蓄,所以娘家农业产出的冲击(shock)会直接影响嫁妆但不会直接影响女性的婚内福利。农村地区结婚前一年往往有传统的订婚仪式,所以本文使用结婚前一年娘家(女方父母家)所在地的粮食产量冲击作为嫁妆的工具变量。 因果识别的有效性还要求,父母在荒年年份依然会嫁女儿,而不是等到丰收年份凑足嫁妆才让女儿出嫁。作者对此进行检验,使用女性婚姻年龄对农业产出冲击做回归,并没有发现后者对前者的正向影响,其他一些婚姻特征与产量冲击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关系,好收成年份与不好收成年份之间结婚的分布也没有显著差异。此外,作者还控制家庭人口结构等可能与婚姻转移支付有关的因素,控制时间序列效应(cohort effect),以及村庄固定效应以降低遗漏变量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01年中国农村贫困调查(China Rural Poverty Survey ),该调查覆盖了四个县的40个村庄587户家庭,最后使用1950-2000间结婚的451个家庭数据。衡量妻子福利使用的是如下变量:妻子的消费开支(包括理发美容、珠宝首饰及其他私人开支),丈夫从事家庭劳动的时间(比例),妻子享受的闲暇时间(比例),妻子自报的生活满意度,两阶段回归发现,这些变量与嫁妆之间都有正向且稳健的关系。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发现,农业冲击影响到女性出嫁时所能得到的嫁妆数量,这进一步影响到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给女性福利带来了影响。这说明了嫁妆对女性地位提高的作用,也证明了家庭内同质模型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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