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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迟滞的所有制基础

论文来源:中国城市化迟滞的所有制基础:理论与经验证据,刘瑞明&石磊,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107-121.

研究思路及贡献

中国的城市化滞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各个地区之间城市化进程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和地区差距的扩大,转型时期我们应当如何使地区间的城市化进程得以平衡,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平衡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人们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

文章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切入,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双重二元结构”特征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重要原因,因而所有制改革应该优先于城市化进程的改革。并且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不仅会起到传统文献强调的效率提升作用,还能够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此外,本文还为放松户籍管制提供了另外一条更为可行的思路。文章的研究亮点在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转型影响了城市化进程,从而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理论模型

假设一个经济体中,存在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城市内部存在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

(1)采用Cai&Treisman (2005)的模型分别设计地区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出函数。

(2)考虑到国家通过计划手段或者出台政策,人为扭曲商品和要素价格,强制性补贴国有企业,降低国有企业资本要素价格,造成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同时,国有企业的福利体制以及高工资待遇水平,限制了国有企业的就业水平,使得在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被扭曲的条件下,理性的国有企业选择高的资本劳动要素比例,是的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产生的就业效应低于民营企业,并且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就业创造能力;

(3)考虑到国有企业不可能破产预期产生的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通过基础公共服务等多种途径对民营企业产生拖累效应,降低整个就业市场;

(4)借鉴Harris &Todarro (1970)、Wu & Yao(2003)的研究成果,考虑农村向城市移民后城镇人口的情况,其结果显示一个地区国有产值比重越高,其城镇人口数量越少。其解释为:从时间上,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极大的调整,大量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非国有企业解决了中国80%以上的城镇就业,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经历了长足的改革和进步,这使得企业的就业解决能力大大增强,城镇企业能够解决的就业越来越多,城市化进程得以不断推进;从空间上,地区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中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比重过高,从而经济更偏向于资本密集型发展并表现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这使得整个经济的就业解决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被迫滞留在农村,城市化进程受到了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制结构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城镇人口数,进而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变量及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国有产值比重和城镇人口数U之间的关系。主要变量如表1所示。

其数据来自1985年至2011年中国大陆除重庆和西藏外的29个省级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所有原始数据都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历年《统计公报》、《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计量模型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下式进行回归:

其中:(1)由于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较长,为了避免时间共同趋势引致的伪回归问题,在所有的回归中均控制了时间虚拟变量;(2)采取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克服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实证分析结果
 


 

研究结论

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看,在中国的“双重二元结构”背景下,城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了各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由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资本偏向型的发展战略和对整体经济的拖累效应,导致了国有比重较高的地区对劳动的需求相对较少,降低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利用中国1985—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证实了这一假说,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显示在政策操作层面上,需要清楚地认知改革中不同环节的重要性。就当前的改革而言,鉴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滞后构成了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改革的次序上来讲,所有制改革应该优先于城市化进程的改革。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荣获,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

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1945年10月19日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并在剑桥大学获得其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国际事务教授,伍德罗•威尔森学院与经济系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此前,他曾在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教。

他目前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盖洛普(G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7)。

他因为与John Muellbauer共同开发的近理想需求体系而为众人所知。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了解消费》,牛津大学Clarendon出版社;《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

他是1978年该协会首届弗里希奖的获得者、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获得者。

文章原题为:中国城市化迟滞的所有制基础:理论与经验证据

作者:周密    这是香樟经济学术圈推送的第212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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