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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政策下“假冒”双胞胎数量增加

论文信息:ONE CHILD POLICY and RISE of MAN-MADE TWINS
独生子女政策下“假冒”双胞胎数量增加

黄 炜  雷晓燕  赵耀辉
(该文已正式被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录用)

图片信息:Olsen  Twins,这是小编能想到的全世界最值钱的Twins了,她们绝对不是man-made twins。如图片主人因我们使用其照片有异议,可与我们联系。

研究背景: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其后的30多年,影响了很多家庭的生育计划。论文研究了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对双胞胎出生率的影响。1980年Rosenzweig & Wolpin在JPE与Econometrica分别使用双胞胎作为样本研究研究不可观测因素产生的有关问题。后来基于双胞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回报以及家庭规模的影响(Ashenfelter &.Krueger,1994)。传统观点认为,双胞胎数据具有先天随机的优良特性,但在中国的研究背景下,这一方法未必稳健。中国观察到的双胞胎可能存在人为创造问题(假冒双胞胎问题),这一问题的的根源直接指向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中国的双胞胎出生率为3.5‰到7.5‰,增长了2倍,特别是1979年后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施后,双胞胎出生率就更高了。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独生子女政策对双胞胎出生率的影响,及其经济社会现象中隐藏的人为因素。
 

数据1:1982 、1990、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05年1%的抽样普查数据。
将数据进行筛选:集中于具有孩子且具有母亲的样本,进一步筛选初婚、具有同等数量的存活子女、同等数量的曾经孕育子女、样本期内同等子女。为了遗漏子女可能迁出的可能,进一步剔除家庭含有超过17岁的样本。最后删除不足15岁以及50岁以上怀孕以及西藏的数据。该文特别指出,中国各省间处罚程度的变动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可能。
 

主要控制变量:城/乡、父母民族(汉或其他)、胎次、母亲教育水平、母亲生育时年龄及出生年份,访问年份以及两者交互,省份以及省份与出生年份的线性趋势交互。
 

实证发现(1)表1   1-4行:
 

核心变量:政策处罚率(怀孕前12月处罚率的加权平均值)

该表显著说明,整体提高政策惩罚额度一年(收入程度)将提高0.066个百分点双胞胎率,且36%部分可由汉族样本解释。政策惩罚率与汉虚拟交叉项后也说明汉族更显著(由于汉族是计划生育的主要工作对象,其占中国人口92%以上)。
 

实证发现(2)表1 第5行:
 

将1979年作为政策实验,汉族作为实验组和少数民族参照组,使用DID策略(图2显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1980年前确实趋势双胞胎趋势基本一致)。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对于汉族的双胞胎出生率的增长促进作用的贡献率为57%,高于使用政策处罚率的估计结果。作者给出的解释是政策惩罚率只是惩罚的一种因而小于政策实验的影响估计结果。已有文献指出可能存在内生性,即惩罚率与居民收入与政府控制生育激励有关,但该文作者经过验证并未找到在该研究下的内生性。
 

实证发现(3)城乡以及样本孩子生育位次的异质性

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程度是不同的,相比较来说,城市地区更为严格,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地区对双胞胎出生率增长情况的影响更大。但事前并不能说明城市就会有较大的效果:比如城市里面的出生管理比较严格,相对而言比较难谎报双胞胎,而且,一般来说,城市如果需要双胞胎只能选择一胎,而农村可以等到二胎。
 

实证发现4机制:事前(吃药)还是事后(谎报)
 

实证发现(4-1)生育间隔
 

以上发现,一胎时政策对双胞胎不显著,只能发生在二胎或者三胎。如果采取事后瞒报策略,很显然至少要需要在第一个生育后两个周期可以再以双胞胎来上报。如果采取事前吃药的方式,那么他们没有必要迟报。这一部分作者仅考虑第二胎双胞胎的样本。
 

被解释变量:生育间隔时间

实证策略:仍然是DID,独生子女政策1979年,实验组为标记为双胞胎的样本,参照组为单胞胎。其他控制变量与前述一致。
 

结果表明:在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双胞胎中观察到两次生产平均时间差比单胞胎大约长0.08年;这一效果汉族群体更为显著。表明很可能存在瞒报现象。
 

实证发现(4-2)双胞胎间的身高差异

采用数据2:CHNS
 

(附录C详细进行了说明)政策影响下,双胞胎的身高差距会变大,由于(医学杂志已证明)吃药只导致异卵双胞胎多发,而不会改变同卵双胞胎上升比例;而且,就算是同性别的双保胎,同卵双胞胎的(身高)差异会更小。因此,吃药只会在同性别双胞胎中身高差异有影响,而在异性双胞胎中基本无影响(因为吃药或者不吃药,异性双胞胎都是异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本来身高就有差异,而这一差异并不能通过吃药来影响也不会受到单独政策影响)。这就为是否存在吃药行为提供一个很好的识别办法。作者通过逻辑推论认为,如果是通过谎报的话,一般而言,无论对于同性别还是以性别双胞胎的身高都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双胞胎的身高差随着政策罚款的增加而增大,这种现象在同性别双胞胎和龙凤胎中都存在。上述情况支持了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激励下,存在将不是双胞胎的孩子作为双胞胎申报的情况。然而作者声明这并不能排除存在通过吃药来生双胞胎的行为。
简要点评:正如作者自己指出,本文的结论只是提示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要想获得真实的假冒双胞胎数据需要实地调研来取得;第二,用于研究双胞胎身高差别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太少了,希望后续研究能用到更大的数据;第三,本文用到超生罚款来测度独生子女政策,希望后续研究用到更全面的变量来衡量该政策。
 

该文对机制的研究以及数据处理均比较细致入微,对于政策影响细分民族、城乡、不同方法(政策实验与惩罚率)这些分析都是我个人需要学习的地方。另外人感觉,本文最精彩的地方是最后一部分机制,虽然结论是指示性而非决定性,但其在附录中的分析逻辑很清晰,给我们在数据不全无法直接量化变量时提供了一个好的写作思路。

2015-08-17 推文作者韩超 香樟经济学术圈

这是香樟经济论坛的第160篇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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