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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中国女孩们

封面图片来源:http://bowenpress.com/news/bowen_8562.html

【香樟】消失的中国女孩们
本文为香樟的第145篇推文

推文作者:何晓波

论文信息: Ebenstein, Avraham. 2010, “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One Child Polic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5(1): 87-115.

论文原文地址:http://jhr.uwpress.org/content/45/1/87.abstract



原文摘要
High ratios of males to females in China have concerned researchers (Sen 1990, Yi et al. 1993) and the recent increase has alarmed policymakers worldwide.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China’s census data that indicates that the “missing girls” phenomenon is causally linked to enforcement of the One Child Policy. Fertility is lower and sex ratios are higher among those under stricter fertility control, and the overall increase in the sex ratio is driven by an increase in the prevalence of sex selection among first and second births. By exploiting region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in fines levied for unauthorized births, I find that higher fine regimes discourage fertility, but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atios of males to females.



引子
当公众聚焦被拐妇女悲剧人生和斥责买卖婚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沉重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特别是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面临着严峻的男女性别不均衡问题。通俗地说就是男多女少。即使婚姻市场不存在任何扭曲,依然有大量适婚年龄的男子无法找到配偶。在一个小区域里,没有足够的适婚女性,当地居民就不得不另寻他路。这种现实的困境恐怕是滋生拐卖妇女和买卖婚姻的重要土壤之一。当然,我们不是要为这些违背人性和触犯法律的行为开脱,而是要更深刻地了解问题产生的背景,从而在立法、执法、社会帮助、经济干预等多方面来解决这个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大问题。
中国的性别不平衡问题受到多方关注,对其成因的探讨在最近十年间也是层出不穷。简单而言,人们基本相信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的思想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异常的文化原因。在B超检验胎儿性别没有被禁止的时期,经济学家发现一些家庭通过人为的生育选择,将未出生的女孩扼杀在了腹中(Li and Zheng, 2009; Chen et al., 2013)。这也是“消失的女孩”(Missing girls)所要表达的主要含义。当然,超声波检测胎儿性别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人们的性别偏好。特别是在有生育限制的背景下,这种选择就变得“见怪不怪”了。
在Li and Zheng (2009) 之前,Oster (2005) 曾经提出过一个大胆而又争议的想法:乙型肝炎会对胎儿性别有影响。进而Oster (2005) 认为亚洲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出现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源于乙肝的流行。但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是,论文一经刊发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后的一系列争论致使Oster不得不复查论文数据和方法,并在多年之后发表了Oster et al. (2010) 委婉地承认自己早前的发现不适用于中国。
Li et al. (2011) 利用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执行生育政策的差异,通过双重差分法识别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当地性别比例的扭曲。这应该是文献中较早使用严格计量经济学方法识别生育控制对性别差异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尽管它发表在《Demography》人口学杂志上)。在Li et al. (2011) 之前,Ebenstein (2010) 也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只是角度略有不同,在下文中我们会具体介绍。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直观上生育限制与性别不平衡的联系也许很容易被发现,但真正落实到严格的数据分析也是2010年之后的事。可见,我们今天推荐的论文,在当时还是很有前瞻性,从文献发展角度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2010年前,有一篇论文独辟蹊径地解释了中国的性别不平衡,它就是Qian (2008)——学界所熟悉的“消失的女性和茶叶价格”一文。由于女性在采摘茶叶工作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茶叶价格也就影响了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可能间接影响当地的男女性别比例。在男性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女性收入(主要是农业类收入)提高,可以降低女婴死亡率。我们把这些细碎的文字转换成普通读者可以理解的话就是: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有助于改善下一代女性的出生存活率,进而改善男女出生比例不平衡。
直到今天,当我们讨论拐卖妇女的案件时依然可以发现,“买”“卖”妇女的两地多为封闭贫困地区。在这些区域,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过低,从而导致出生人口中男多女少,女性“资源”在婚姻市场上奇缺。这种畸形关系的经济学解读其实早就包含在Qian (2008)的研究思路中。
除了研究性别不平衡的成因,学者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其社会影响。Wei and Zhang (2011) 提出了竞争性储蓄的概念,被媒体戏称为“丈母娘经济学”。其隐含的假设是,由于男方可能要承担更多的买房负担,所以在房价高涨的时期生育男孩可能意味着更高的未来花销和更迫切的现时储蓄动机。Wei and Zhang (2011)的初稿和最后发表的版本有着不小的差异,说明在多年的讨论与修改中,作者也在不断调整看法。还有学者发现性别不平等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如Edlund et al. (2013)。
下面我们回归正题介绍Ebenstein (2010) 的主要研究内容。

正文研究内容
Ebenstein (2010) 利用1982、1990、2000年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失衡的影响。在开始计量分析之前,他利用三期人口普查的数据给出一些描述性的图表,这些内容有利于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前后,家庭子女数量及分布、性别比例和生育间隔等重要人口指标的变化。

本文的主要实证工作是用计量结果证明计划生育政策在两个维度上对生育选择和性别失衡产生了因果性的影响。第一个维度,在时间上,计划生育前后男女性别比应该存在显著差异。第二个维度,在空间上,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地区男女性别比失衡应该更加明显。要检验上述两个维度,首先要有给计划生育政策选定一个具有地区差异的替代指标。Ebenstein (2010) 选择了超生罚款来刻画一地在不同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情况。基于345个市县对生育第三胎的超生罚款(单位为家庭年收入的倍数),作者提供了2000年各地平均罚款的分布图。

在表5的计量分析中,作者对345个市县进行OLS回归,以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2000年的数据中包括了家庭用水、电、煤和住房的情况。作者利用这些家庭层面数据加总到市县层面,进而控制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差异。具体的控制变量在表5下方的注释中。

表5中被解释变量是以5岁为单位的人群中男性的占比,解释变量是当地的超生罚款。在第一和第二列回归中,作者关注出生于1975-1979年的人群(注:2000年人口普查时21-25岁);而在第三和第四列回归中,则关注出生于1996-2000年的人群(注:2000年人口普查时0-4岁)。表5的结果显示,超生罚款的力度对1979年前的人群没有影响,相反地,对1996-2000的人群有影响。在控制了地区差异的情况下,罚款力度与人群中男性比例的正相关性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进一步地,如果当地的超生罚款增加100%,当地的男性比例(以5岁为区间的人群中)会上升约1%。

随后,作者又对微观数据做了分析。作者将1982,1990和2000数据结合(根据被抽样的可能加权,见表下注释),将母亲和孩子配对,母亲年龄在30-45岁,孩子年龄在0-18岁。在第一和第二列的OLS回归显示(控制变量见原文注释第24条),超生罚款会降低母亲生育第二或者第三胎的可能。这种影响对拥有一个或者两个女儿的母亲基本是相同的。这说明在平均意义上超生罚款的存在降低了多胎生育的几率。但是,本文的关键发现在第三和第四列。作者发现,在生育第二或者第三胎的情况中,超生罚款与下一胎生育男孩呈正相关。而且,这种正相关性在生育两个女儿的情况下比生育一个女儿的要强。这里隐含的意思就是,在生育控制严格的区域,中国家庭生育的现实表明越紧的政策越容易导致第二或者第三胎男性出生比例大于女性。进而,印证了本文的主要假设: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与中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存在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在第二或者第三胎生育中,可能存在人为的性别选择,导致男性出生几率不正常地高于女性。

总结与讨论

在Ebenstein (2010)之后,依然有新文献讨论性别失衡的成因。香樟经济学公众号前不久推送了Almond et al. (2013) 的研究。该研究使用了三重差分法来识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的第二胎性别选择的影响。Chen et al. (2013) 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超声波技术扩散来解释随之而来的性别比例失衡。他们的研究是Li and Zheng (2009) 的一个全国性扩展,Li and Zheng (2009) 当时只考察了福建省。由此,我们大致总结如下:除去基本不符合中国实情的乙肝流行说,一部分学者认为超声波技术的扩散给中国家庭提供了选择孩子性别的机会。这种效果在严格生育限制下表现为生育第二或第三胎时更明显的男孩倾向。当然,我个人觉得这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更加本质的问题是女性价值被低估,从而导致她们的可替代性过高。与这个思路关联的文献有Qian (2008) 和 Almond et al. (2013)。

尽管性别比例失衡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我认为要在目前文献基础上推陈出新,特别是在实证方面取得突破已经很难。但是沿着Qian (2008) 和Almond et al. (2013)的道路继续讨论如何提高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探索除了推进农村教育和农民增收之外的对策,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Almond, Douglas, Hongbin Li, and Shuang Zhang. 2013. “Land Reform and Sex Selection in China.” Working Paper 1915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hen, Yuyu, Hongbin Li, and Lingsheng Meng. 2013. “Prenatal Sex Selection and Missing Girl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Diffusion of Diagnostic Ultrasound.”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8(1): 36-70.

Edlund, Lena, Hongbin Li, Junjian Yi, and Junsen Zhang. 2013. “Sex Ratios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5(5): 1520-1534.

Li, Hongbin, Junjian Yi, and Junsen Zhang. 2011.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in China: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mography 48(4): 1535-1557.

Li, Hongbin and Hui Zheng. 2009. “Ultrasonography and Sex Ratios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4(1): 121-137.

Oster, Emily. 2005. “Hepatitis B an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Wom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6): 1163-1216.

Oster, Emily, Gang Chen, Xinsen Yu, and Wenyao Lin. 2010. “Hepatitis B Does Not Explain Male-Biased Sex Ratios in China.” Economics Letters 107(2): 142-144.

Scharping, Thomas. 2003. “Birth Control in China 1949-2000.” New York, NY: Routledge.

Sen, Amartya. 1990. “More than 100 Million Women are Missing.”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7(20): 61-66.

Qian, Nancy.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3):1251-1285.

Wei, Shang-Jin and Xiaobo Zhang. 2011.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 511-564.

Zeng, Yi, Ping Tu, Baochang Gu, Yi Xu, Bohua Li, and Yongping Li. 1993.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report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2): 28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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