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给妈妈打电话？——育儿时间性别不平等的外部来源-香樟经济学术圈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原文信息：Buzard, K., Gee, L. K., & Stoddard, O. (2025). Who You Gonna Call? Gender Inequality in External Demands for Parental Involve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40(4), 2805-2849. doi: 10.1093/qje/qjaf027

孩子在学校出了状况需要联系家长时，先拨妈妈的电话还是爸爸的电话？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指向了劳动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已有研究从职业选择、生育惩罚和家庭内部分工等角度解释了育儿时间的性别差异，但它们默认了一个前提，男性和女性育儿时间的差异仅取决于家庭内部如何决策。然而，如果学校本身就倾向于联系母亲，那么家庭分工即便再平等也于事无补。Kristy、Laura 和 Olga 发表在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上的这篇文章，通过覆盖全美 80,071 名校长的大规模田野实验，详细探讨了这一问题。他们虚构了一个双亲家庭，向校长发送咨询入学的邮件，随机化发件人性别和关于父母空闲程度的信息，通过统计学校向父亲和母亲回电的情况来测度外部机构的性别偏好。研究结果表明，在无任何附加信息的情况下，母亲收到回电的概率是父亲的 1.4 倍（59% vs 41%），并且这一差异完全来自外部决策者的行为，与家庭内部分工无关。

实验设计

研究团队于 2022 年夏季向 80,071 名美国 K-12 学校校长发送了邮件。邮件以虚构双亲家庭父母的身份发出，向校长表示正在为孩子考察学校，希望校长致电详谈。邮件同时提供父母双方电话号码，随机分配父亲或母亲为发件人，并抄送另一方。

这一实验设计的动机来自作者此前的一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75%的教育工作者每月至少通过电子邮件与家长沟通一次，说明邮件联系是学校与家长互动的常规渠道。当被问及为何倾向于先联系母亲时，最常见的两个理由是“预期这个人更可能快速回应”和“这个人更有兴趣或更愿意参与”。这表明决策者的行为可能会受到自身信念（即，母亲更有可能即时回复邮件）的影响，从而优先选择联系母亲。为检验这一信念机制并识别偏好的来源，作者基于一个随机效用理论模型（详见原文附录H）设置了五类文字信息（原文图II）：

(1) 高父空闲（High Male）：声明父亲有大量时间；

(2) 低母空闲（Low Female）：声明母亲时间有限；

(3) 无信号（No Signal）：不作任何关于空闲程度的表述；

(4) 低父空闲（Low Male）：声明父亲时间有限；

(5) 高母空闲（High Female）：声明母亲有大量时间。

邮件发出后，约20%的校长在一周内拨打了回电，作者通过来电号码和语音留言内容，将每一次回电精确匹配到原始邮件记录，最终构建了一个以“回电给母亲”“回电给父亲”或“未回电”为取值的结果变量。

主要发现

表 I Panel A 报告了基准组的结果。在无信号的条件下，12% 的校长打给母亲，8% 打给父亲，其余未回电。在实际回电的样本中（Panel A.ii），母亲被联系的概率为 59%，父亲为 41%，比值为 1.4。说明学校在选择联系对象时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此外，作者在图 I Panel B中进一步证实，无论是老师、教练还是医生，各类涉及儿童的决策者都更倾向于首先联系母亲，且这一比例在各领域均显著高于 50%。其次，表 I 结果还显示，文字信息的差异对回电的情况影响极大。在声明母亲有大量时间（ High Female ）时，向母亲回电的概率提升至 90%；在声明父亲有大量时间（High Male ）时，向父亲回电的概率提升至 74%，这说明，信息干预的效果还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

驱动因素分析

前文的实验证据表明，外部决策者在面对一个信息对称的双亲家庭时，仍倾向于将电话打给母亲。基于此，作者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构建了一个随机效用理论模型来回答“这种偏好从何而来”的问题。

3.1性别观念

首先，本文在图 IV 中利用学校所在县的政治倾向、宗教性、城乡特征等代理变量考察了性别观念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无信号条件下，宗教学校（更遵循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回电率为母亲 21%、父亲 12%，非宗教学校为母亲 11%、父亲 8%。并且在回电的样本中，女性校长给母亲打电话的比例略高。基于图IV的结果，作者认为传统的性别观念很可能是导致外部需求性别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

3.2对母亲为家庭主妇的信念

其次，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母亲全职在家的比例远高于父亲。为检验这一社会认知是否导致学校更倾向于联系母亲，研究者在所有邮件中增加了一句说明“我们夫妻双方均全职工作”，以排除校长对母亲普遍为家庭主妇的信念。该实验向额外的9472位校长发送了邮件，若外部需求的性别差异确实源于该信念，则额外发送的邮件中，母亲接到电话的比例应有所下降。然而，表3第（3）列的结果表明，该组中母亲和父亲的回电率与基线组几乎一致，母亲接到电话的概率为11.2%，父亲为7.7%。因此，对母亲为家庭主妇的信念不是造成外部需求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

3.3男性刻板印象中的性别不平等

最后，本文验证了性别刻板印象对本文结果的影响。作者认为，校长倾向于给母亲打电话可能的原因在于，“入学咨询”属于偏女性化的任务，如果将其替换为偏男性化的任务，校长也许会倾向于给父亲打电话。为检验这一假设，作者设计了一个学费组，并在该组中将邮件内容修改为“我们特别关注学校费用和其他开支”，因为在本文的事前调查中，讨论学校费用和财务问题被一致认定为最符合男性刻板印象的问题。表3第 4 列的结果显示，学费组中母亲接到电话的概率为60.0%，与基准组的 59.3% 没有显著差别。表明性别刻板印象也不是造成外部需求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

经济后果

在第五部分，本文探讨了外部需求的性别差距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潜在影响。本文认为，这一影响可能通过间接路径（如女性主动选择灵活工作、兼职或放弃晋升）和直接路径（如女性遭遇更频繁的外部干扰）共同发挥作用。

首先，本文基于353位双亲家庭父母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图V），女性更倾向于因频繁的外部干扰而选择薪资更低、晋升空间较小但灵活性和通勤便利性更高的工作，且44%的女性表示这些干扰导致其在孩子年幼时成为全职母亲。这一结果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外部需求的影响下承受了更大的职业发展损失。

其次，本文基于ATUS数据研究发现，工作日中35%的女性会承担家庭照料任务，仅20%的男性需要承担家庭照料任务。表 IV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照料任务后，性别工资差距系数从-0.290缩小至-0.283，表明家庭照料的性别差异可以部分解释性别工资差距。

讨论

总体而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文献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育儿时间的性别差异不仅源于家庭内部的分工，也来自外部机构的系统性偏好。大量研究从比较优势、生育惩罚和性别观念等角度解释了家庭分工，却默认外部需求是性别中性的，仿佛学校联系哪位家长只是一个随机事件。本文以大规模的田野实验推翻了这一假定，证明外部机构本身就更倾向于联系母亲，且这一偏好并非源于对母亲就业状态的刻板印象，而是源于对父母响应度的信念差异以及传统的性别观念。

推文作者：徐卓君

Abstract

Gender imbalance in time spent on child-rearing causes gender inequalities in labor market outcome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mobility. We conduct a large-scale field experiment with a near universe of U.S. schools to investigate a potential source of inequality: external demands for parental involvement. Schools receive an email from a fictitious two-parent household and are asked to call one of the parents back. Mothers are 1.4 times more likely than fathers to be contacted. We decompose this inequality and demonstrate that the gender gap in external demands is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measures of gender norms. We also show that signaling a father’s availability substantially changes the gender pattern of callbacks. Our findings underscore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agents outside the household contribute to within-household gender ine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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