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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Mundaca, L. , &Wamsler, C. (2025). Engaging high-income earners in climate action: policy insights from survey experiments. Ecological Economics, 227.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ecolecon.2024.108387
01
引言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高收入人群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不成比例。据估计，收入前10%人群使用了近40%的最终能源，这大约是收入后10%人群使用的最终能源的20倍。同样，从气候角度来看，收入10%人群排放了全球48%的碳排放量，是收入后50%人群排放量的四倍。尽管如此，低碳或能源政策并未明确针对高收入者制定，而且由于高收入者的支付能力较强，他们可能对定价机制反应迟钝。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存在显著且日益加剧的能源和碳不平等。本文的研究对象瑞典也不例外。
本文测试并比较了指令性社会规范、启动效应和框架效应对瑞典高收入者采用低碳和低能源密集型消费及生活方式（WTA LCEICL）行为意愿的调节作用。在研究中，我们探讨以下因素是否能影响收入前10%人群参与气候行动：（1）指令性社会规范；（2）内疚和自豪感启动效应；（3）传达庇古效应的框架效应。
本文的研究表明，指令性社会规范和内疚、自豪感启动效应，在促使富人采取气候行动方面均未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然而，研究还表明，与“生态税”标签相比，“可持续发展贡献 ”标签对他们采取行动的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我们发现参与者倾向于维持现状和接受经济激励，后者凸显了价格机制在政策组合中的作用。
方法
02
1.研究假设
第一个实验测试了指令性社会规范是否有可能调节高收入者采用LCEICL行为的意愿。指令性规范强调收入前10%的人应该做什么，来减少不同的碳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消费及生活方式行为，从而降低他们的碳足迹和能源足迹。基于实验与研究提出假设1：
H1：指令性社会规范会提高收入前10%人群采用低碳和低能源密集型消费及生活方式行为的意愿。
第二个实验测试了预期的内疚和自豪感对高收入者WTA LCEICL行为的调节作用。将高收入者接触明显的预期内疚和预期自豪的启动情境。启动情境展示了高收入者不可持续的行为模式，以及他们在减少碳足迹和能源足迹方面可以做出的贡献。阅读完情景后，参与者被要求回答，在两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的碳足迹和能源足迹与高收入者相同，他们会有何感受。基于实验与研究提出假设2：
H2：预期的自豪感和内疚感与采取低碳和低能源密集型消费及生活方式行为的意愿相关，但它们的影响并无差异。
第三个实验测试了传达环境庇古机制的框架效应对采取LCEICL行为意图的影响。该实验设计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聚焦于通信标签对WTA LCEICL行为的影响，第二部分比较了传达（或不传达）税收收入专款专用，对环境税可接受性的影响。基于实验与研究提出假设3：
H3a：与“促进可持续消费的生态税”标签相比，“可持续消费贡献”标签能够使收入前10%人群更愿意采取低碳和低能源密集型的消费生活方式。
H3b：专款专用税收收入能够提高可接受性，进而提高收入前10%人群采取低碳和低能源密集型消费生活方式的意愿。
2.实验参与者
邀请居住在瑞典的高收入者参与本研究。参与者（N=1600）的选取基于两个标准：收入处于收入前10%区间，且年龄至少为18岁。整个样本（N=1600）的特征如下：大多数人（41.7%）的月总收入在48,000至59,999瑞典克朗之间。月收入在60,000至79,999瑞典克朗之间的占比36.1%。男性在样本中占多数，占性别分布的55.1%。在年龄方面，29.6% 的参与者年龄在45至54岁之间。在教育程度方面，一半的样本（50%）完成了高等教育，即为期三年或更长时间的高等教育课程。此外，大多数人（45.9%）居住在独栋或双拼房屋中。最后，两口之家占样本量的42.6%，占比最高。
3.数据分析与测量
参与者采用LCEICL行为的意愿是本研究的结果变量。通过七个涵盖能源和碳足迹的问题来评估“参与者采用LCEICL行为的意愿”这一变量：航空出行、汽车驾驶、制成品、住房能源需求、食品消费、服装和投资行为。在接触给定的情景后，参与者被要求针对例如以下陈述做出回应：“我愿意每年减少我的航空出行”（例如，通过避免短途和长途旅行）；0=否，1=是。
参与者还被要求指出在过去12个月里阻碍或促进他们采用LCEICL行为的最重要因素。那些表示不愿意采取气候行动的参与者被引导回答一组11个阻碍因素，而那些表示愿意采取行动的参与者则被引导回答一组类似的促进因素。
使用价值-信念-规范（VBN）理论来设定模型。该理论旨在解释价值观、信念和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们在环境问题上的行为。它已被广泛应用，并在行为和环境心理学研究中显示出相关性。因此，本研究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P(Ai)是事件A发生的概率，即受访者j在第i种假设条件下，采取（或不采取）LCEICL行为的意愿。e 是自然对数的底数，βX代表解释变量，ε是误差项。其中重要的解释变量为：
03
实证结果
1.主要效应
研究表明，指令性社会规范、内疚和自豪启动均未产生统计上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有证据表明，与“生态税”标签相比，“可持续性贡献”标签具有积极影响。在比较所有情景干预的调节效应时，可以观察到大多是小或非常小的效应，效应大小范围从0到0.11。
2.阻碍和促进因素
对于不愿意采用LCEICL行为的参与者来说，最常陈述的阻碍因素是R9*（33%）：“瑞典已经出台了许多促进我可持续消费的政策”。这表明，他们对现状和惯性有一定程度的偏好，或者认为当前政策在促进 LCEICL 行为方面是有效的。
对于愿意采用LCEICL行为的参与者来说，最常陈述的促进因素是R2（28.5%）：“存在经济激励措施”。与我们测试的干预措施不同，这一发现表明，他们更倾向于价格机制在促进LCEICL行为中的作用。接着是R8（24.1%）：“因为世界正处于不可持续的轨道上，我必须做点什么”。这表明，他们有一定程度的生态焦虑，或参与 LCEICL 行为的情感驱动力。
R1/R1*，即“对提高/降低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水平的期望/担忧”，并不是最常陈述的促进（5%）或阻碍（7.4%）原因。这表明了两种观点。一方面，愿意采用LCEICL行为的高收入者，似乎并未将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与潜在的更高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不愿意采用LCEICL行为的参与者，也不认为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水平的降低，是参与LCEICL行为的障碍。
3.VBN预测因素
关于解释采用LCEICL行为的VBN变量，估计模型显示，生物圈价值观、结果效能和个人规范在所有干预措施中，始终是最有影响力的预测因素。
结论与政策启示
04
从政策角度来看，只有“可持续性贡献”标签提供了证据表明框架效应可以是一种有价值的政策工具。然而，考虑到该国碳和能源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即使是对富人影响较小或微不足道的选择架构干预措施，仍可能产生重大的福利效应。研究还证实，价格机制在政策组合中确实重要，支持了对评估和潜在使用针对性经济政策（如对碳密集型投资和奢侈品征税）的呼吁，以解决富人中不可持续的气候行为。确定的阻碍因素也强调了当前政策及其向富人传达的重要性。提高政府气候政策行动计划的目标，并透明地解决对其有效性的任何误解，可以为激励富裕个体采取气候行动和减少该国相关不平等现象奠定更坚实的政策基础。
对价值观、信念和规范的分析表明，在针对高收入者的公共政策中，仍然有空间运用行为洞察力。研究结果表明，生物圈价值观和个人规范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强调了在设计社会规范干预措施时，更全面地理解个人规范的重要性;个体的生物圈价值观和他们预期的气候行动之间存在差异，这表明存在价值-行动差距;解决和缓解利己主义价值观可能对促进气候行动以实现社会和地球的集体利益至关重要;增强高收入者对其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能力的认识和信念是重要的。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有效地带来成功的结果，可以使气候行动更可行。挖掘人们的潜力，而不是指责他们，也可能营造一个积极、参与性的政策环境。
研究还表明，在政策制定中，对高收入者主观幸福感下降的担忧似乎是没有根据的。相反，享乐主义价值观并没有对采用LCEICL行为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这表明政策制定者在通过公共政策针对气候行动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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