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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Arenas, A. (2021). Human capital por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1(2), 19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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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民教育理念不断发展，我国留学生的去向愈加多元。中国青年正全方位加速融入世界，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同时，来华留学与留学归国人员数量也不断上升。当下，促进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与流动的多边政策体系尚待完善，留学人员流动过程中的各类摩擦因素常常是现实中不可忽视的对象。
在这篇文章中，教育经济学者Andreu Arenas试图回答如下问题：破除留学的制度性障碍会如何影响留学生流动？运用西班牙高校留学生入学条件变化与相应行政数据，本文提出，跨国入学资格认可会促进留学，略微降低留学生质量，但仍能提高留学目的国平均学生质量。
从文献脉络来看，本文是第一篇研究人力资本可移植性（human capital portability）的摩擦因素对留学生数量和质量影响的文章，属于探究国际学生流动与移民问题的实证研究。文章背后的理论框架是一个罗伊模型：入学资格认证降低迁移成本，促进留学，对于相对不擅长考试的学生尤其如此。
制度背景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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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相似，在西班牙，学生要想进入公立大学，必须参加一场统考（称为Seletividad），高校录取时会综合考量学生的统考表现和高中平时成绩（实际录取过程是一个Gale-Shapely机制）。
2007年之前，外国学生申请西班牙大学，必须先参加这场“当地高考”。2007年5月，西班牙政府通过决议，欧盟各国与瑞士学生可以免试，直接折算原籍国相应资格（如原籍国高考成绩），即可申请入学。次年，该决议又扩大至中国等四国。
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巴塞罗那大会
（图源：@LERUNews）
本研究使用了加泰罗尼亚地区2005至2012年间本科入学申请的行政数据，记录了每位新生的高中所在国、大学入学情况及背景信息。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的自治区（comunidad autónoma），首府为巴塞罗那。根据US News、THE、QS等国际高等教育商业排行榜，西班牙顶尖高校大部分聚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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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1：留学生总量
本文首先从总量层面入手，探究免试申请对留学生数量的影响。所用识别策略为标准2×2双重差分法，实验组为2007年西班牙认可入学资格的国家（28个），对照组则包括有学生留西且仍需参加统考的国家（65个）。分析样本加总到国家层面，共有744个观测值。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下标c为国家，t为年份。#Students是留学生数量，虚拟变量Treated表示该国是否处于实验组（可以免试申请入学），Post表明该年是否在2007年及之后，β 为目标参数。出于估计精度的考虑，作者将8年数据加总为2007前、后各一期。
此处因果识别假定为标准的“平行趋势假定”：若没有当年这一决议，来自两组国家的留学生数量会“平行”变化。虽然从根本上讲，平行趋势假定无法“检验”，但是看到两个组的留学生数量在政策发生前平行变化，能够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更有信心假定平行趋势。
上图（原文图2）分组展示了留学生数量变化趋势。虽然2007年之前只有两年数据，但仍一定程度可见事前变化相对平行。07年之后，来自受认可国家的学生数量明显上升，对照组则无明显变化，回归结果从统计上确认了这一差异（原文表3、4）。结果表明，改革在后续五年间为当地高校新增了1000 多名留学生。
实证分析2：留学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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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了数量，接下来讨论本科跨国入学资格认证对留学生质量的影响。关于学生质量，入学分数无疑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质量度量方式。但是，政策变化后，受影响国家的留学生不再需要参加当地高考，也就意味着数据并不存在。这是一个根本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利用2007年之前的数据，以学生及家长的可观测特征来拟合高考分数，得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据此预测全样本的高考分数，获得每位学生的一个“预测分数”（predicted entrance grade），整合其背景特征及（可能的）高考表现两方面信息，用以度量学生的质量。关于预测分数本身，详见原文3.2节。
以“预测分数”为因变量，同样使用双重差分法：
回归模型设定与第一部分一致，但使用个体层面的学生数据。结果（原文表7、8）显示，改革使得实验组学生质量降低了近0.1个标准差，进一步分解效应，发现改革后的生源质量下降主要可归因于父母的教育和语言水平。
除了回归结果，上图（原文图4）还分组呈现了改革前后留学生的质量分布（下方为实验组，红线为07年后）。通过比较，可见改革后实验组密度曲线左移，即来自免试国家的留学生整体质量略微下降，与罗伊模型的预测一致。对照组的质量则保持稳定。
此外，由图也可见，来自免试国家的留学生质量总是高于其他留学生。同时，根据原文附录呈现的数据（表B13），留学生质量始终比本地学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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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总之，本文发现，西班牙免除部分国家留学生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要求，降低留学生流动摩擦，显著了提高留学生数量。此举并未大幅降低留学生质量，且由于留学生平均质量高于本地学生，新增留学生仍拉高了本科生整体的平均质量。
基于此，可以讨论一个相关的政策问题：制定促进留学生流入的政策时，我们总会担心本国学生的教育资源受到挤占。这一点无疑取决于留学生流入规模和质量。在本文以及有关英国的研究中（见著名教育经济学者Stephen Machin 与 Richard Murphy于2017年同样发表在 JEG 的文章），并未发现本科层面有很大的挤出效应。
因此，一国在制定国际人才流入政策时，可以先紧后松、评测，在可控范围内逐步破除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同时密切评估流入人员质量，在避免挤占国民资源的前提下，合理促进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与流动。
延伸文献：
Machin, S., & Murphy, R. (2017). Paying out and crowding out?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7(5), 1075-1110.
感谢原文作者提供的帮助。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human capital portability frictions affect the quantity and the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gration (ISM).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on college enrolment in Spain, it evaluates a reform that lifted the requirement to take the Spanish end-of-high-school exam for foreign students from a subset of countries. The reform increased student migration from treated countries by 50%, compared to migration from control countries. Post-reform migrants have lower predicted test scores but still outperform native studen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ultilateral diploma recognitions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ISM without large costs in student migrant quality, and with positive effects on average student quality.
推文作者：林孟蔚，巴塞罗那大学、巴塞罗那经济研究所（IEB），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教育经济学、人口与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因果推断方法。邮箱：mengwei.lin@ub.edu，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来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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