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的离岸外包-香樟经济学术圈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原文信息：Li X, Zhou Y M. Offshoring pollution while offshoring production?[J]. Strategic Man- agement Journal, 2017, 38(11): 2310-2329.

原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smj.2656?casa_token=jusdDoZMqBoAAAAA%3AJNEdSYgIERxan8KshIwfF8gj3frZGZgK7sMXP5rpmZxmsm4v4AexkGfJUwmVcaGVlRzZu-2wZhrBAA

引言

企业战略在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污染避难所”假说指出，污染密集型的企业会将重污染的工厂建立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或者地区，因此，美国的严格环境规制是以牺牲其它国家的环境为代价的。例如，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中，有 17%-36% 都来源于生产出口商品(Lin et al., 2014)。那么，企业真的会将高污染的生产活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吗？其实不一定，企业生产的“离岸外包”取决于许多因素。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企业更有可能“外包”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然而，高污染的生产在很多时候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这些效应可能会相互抵消。

为了检验企业是否存在“外包”污染的现象，本文匹配了美国企业层面的进口数据，和工厂层面的污染排放数据，发现从低收入国家（LWCs）进口越多的企业，其拥有的美国本土工厂排放越少。这一发现证实了企业的“污染外包”战略。

理论发展

假设 1

面对环境监管带来的成本增加，企业有大量的应对方法。在“遵从”层面，企业可以选择减少生产、加强绿色创新、购买减排设备等来减少排放；在“规避”层面，企业可以选择和监管者合谋、欺骗监管者、转移污染等策略。全球化的进程为企业进行“环境套利”提供了新的机会。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可以选择将高污染的生产过程转移至环境标准较低的 LWCs 来降低生产成本，再通过进口来获取产品。因此，我们有假设 1：当美国本地工厂的母公司外包了更多生产给 LWCs

时，工厂的排放量更低。

假设 2

本地制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会影响到当地的环境规制强度。例如，人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迫使污染企业关停或者搬迁，许多研究都表明，集体行动较强（例如，人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政治选举投票率较高）的区域，污染企业更少。因此，我们有：假设 2：当本地制度更强时，LWCs 进口对污染工厂排放的负面影响更强。

假设 3

遵守环境规制、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可能获得财务回报，但这些取决于企业能力。因此，企业是否会利用全球化经济进行环境套利也和企业能力相关。企业能力主要包括生产能力、技术能力、环境能力和营销能力。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和环境能力都减少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营销能力则增加了合规收益。因此，能力较强的企业更有可能从合规中（相对）受益，而非寻求全球化带来的套利机会。所以，我们有：假设 3：当企业能力更强时，LWCs 进口对污染工厂排放的负面影响较弱。

数据与模型

数据

美国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TRI）：环境经济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数据库，由联邦环保署（EPA）运行维护，于 1986 年由《紧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EPCRA）第 313 条建立，旨在帮助社区了解和管理其环境中的有毒化学品。覆盖范围包括美国各地的工业设施，这些设施涉及多个行业，如制造业、金属采矿、电力生产等。数据库涵盖超过 650 种有毒化学品。该数据库介绍可参见https://www.epa.gov/toxics-release-inventory-tri-program/tri-data-and-tools。本文从TRI 获取了超过 2 万家工厂的过 8 万条排放记录。

工厂层面的微观数据：数据变量包括工厂规模（以产出衡量）、资本支出、非生产性工人占比（可以衡量工厂的技术水平）。工厂层面的微观数据来源于制造业普查（Census of Manufactures, CM）和制造业年度调查（Annual Survey Manufactures, ASM）。前者包括大约 35 万家工厂，后者大约每年采样 6 万家工厂。

企业层面的贸易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维护的纵向企业贸易交易数据库（Longitudinal Firm Trade Transaction Database, LFTTD）。

工厂层面的减排成本：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工厂级污染减排成本和支出（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and Expenditures, PACE）调查，这是美国最全面的环境减排成本调查。

行政区层面的数据：州层面的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美国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会员数据；县层面的人口数据（教育水平与政治选举投票率），县级数据来自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维护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

企业能力数据：对于样本中的上市公司，从 Compustat 数据库收集其研发和广告支出的数据，来衡量技术能力和营销能力。

变量构建

总排放（toxic emission）：由于每个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不同，毒性也不同，因此，本文作者根据已有研究，选择了EPA 提供的风险环境指数作为权重来源，计算每个企业的有毒物质加权总排放。

进口份额：首先根据 1972–1992 间人均 GDP 是否低于美国人均 GDP 的 5% 来定义 LWCs，然后计算了每个企业从LWCs 的进口份额。

最终样本：8000 美国公司，18000 工厂，1992-2009 年间共 136000 条观测值。

模型

结果

进口与污染

原文表 1 是描述性统计。基准回归结果如下表（原文表 2）所示。其中（1）（2）列基本一致，第（1）列控制了工厂 FE 和年份 FE，而第（1）列控制了工厂 FE 和行业-年份 FE，两列结果都表明，LWC 进口份额和工厂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数量分析表明，在 18 年的样本期间内，美国有毒物质排放的下降，其中 10% 归功于从 LWCs 进口的增加。（3）-（5）列是稳健性检验，分别是中国进口、欧洲进口和中国之外的进口。第（6）列则使用了行业层面中国向八个非美国OECD 国家的出口额作为LWCs 进口额的工具变量。

机制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当美国企业从 LWCs 进口增多时，其所属工厂的本土污染排放会减少，然而，这其中的机制仍然有待探索。可能的机制包括：（1）LWCs 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因此随着LWCs 进口的增加，企业将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环境投资；（2）企业将高污染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其它国家，在美国本土只留下了清洁的工厂；

对于第一种机制的检验如下表所示（原文表 4）。理论上可知，如果这一假设成立，企业将有更多资源投入到减排中。这里由于 PACE 数据的约束（截面数据），所以只分开使用了两种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当LWCs 进口增加时，工厂的减排成本显著下降，废物产生和能源消耗也显著下降。因此，这种机制不成立。

如果第二种机制成立，那从 LWCs 进口更多的企业，其进口的商品应该更多属于高污染商品。原文表 4 检验了这一假设。结果表明，企业进口商品的“污染程度”和企业的LWCs 进口份额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表明从LWCs 进口的商品更多属于污染商品。因此，这种机制是成立的，即美国的企业将高污染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了低收入国家。

企业外包“污染”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关闭重污染的工厂，或者开设新的清洁工厂，由于数据约束，这一形式很难进行检验；此外，本文的回归是在工厂层面进行的，因此这一形式也很难解释本文的发现。第二种是增加清洁工厂的产出，减少污染工厂的产出。本文对这一可能性进行了检验（原文表 5），结果显示，当进口份额增加时，工厂的高污染产出减少，高污染产出的比例也减少。

本地制度的影响

为了检验本地制度的影响，本文用三个县级指标来衡量本地制度压力的大小：大学教育人数占比；政治选举的投票率；塞拉俱乐部的人数。结果（原文表 6）表明，在本地制度压力较大的地区，进口份额对工厂排放的负面效应更大。

企业能力的影响

本文指出了四种企业能力可能影响到企业的“环境套利”，包括生产能力、技术能力、环境能力和营销能力。在这里，本文使用企业生产率和工厂生产率来衡量企业的生产能力，用企业研发和品牌价值来衡量企业的技术和营销能力。结果（原文表 7）表明，对于能力更强的企业，进口份额对工厂排放的负面效应较小。

更多讨论

首先，已有研究显示，对于在全球范围内采用统一环境标准的跨国企业，其市场价值会更高，但由于本文数据限制，无法直接检验环境标准的影响，因此将是否跨国公司这一变量加入到回归分析中，没有发现显著的影响。

第二，相比于下游企业，企业对于上游企业的环境问题可能更不敏感。然而，本文并没有发现国家 GDP 和行业位置的相关性（使用Antràs et al. (2012) 提供的方法），也没有发现行业位置和污染排放强度之间有显著相关性。本文也区分了总进口份额和上游产品进口份额，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第三，本文检验了企业消费者感知水平（企业是否更被消费者关注）的影响。使用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广告支出来测度企业的消费者感知水平，发现其会削弱企业的“污染外包”。

总结

发达国家总是想以“环境保护”的名义，来钳制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本文的研究（和一系列类似的研究）都都表明，发达国家的青山绿水，是建立在将污染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需要客观看待许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污染环境的指责，并设计更好的环境保护的国际协调机制，来支持世界环保事业的发展，和全球环境的改善。

引用

Antràs, Pol, Davin Chor, Thibault Fally, and Russell Hillberry. 2012. “Measuring the upstream- 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ﬂo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3): 412–416.

Lin, Jintai, Da Pan, Steven J Davis, Qiang Zhang, Kebin He, Can Wang, David G Streets, Don- ald J Wuebbles, and Dabo Guan. 2014.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ir pol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5): 1736–1741.

Abstract

We examine the role of firm strategy in the global effort to combat pollution. We find that U.S. plants release less toxic emissions when their parent firm imports more from low-wage countries (LWCs). Consistent with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goods imported by U.S. firms from LWCs are in more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U.S. plants shift production to less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produce less waste, and spend less on pollution abatement when their parent imports more from LWC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WC imports on emissions is stronger for U.S. plants located in counties with great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fo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but weaker for more-capable U.S. plants and firms.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the role of local institutions and firm capability in explaining firms' offshoring and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推文作者：胡志韧

康奈尔大学 SC Johnson 商学院与 Charles H. Dyson 应用经济与管理学院 (联系邮箱: zh443@corn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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