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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Gao X, Liang W, Mobarak A M, et al. Migration Restrictions Can Create Gender Inequality: The Story of China's Left-Behind Children[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3.

图片来源:

https://www.sohu.com/a/317181858_31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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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中国许多城市严格的户口限制使移民子女在城市学校入学的费用过高,甚至无法入学。相关数据表明,2015 年有 6900 万来自流动家庭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本文基于中国的这一特殊的背景与政策,研究了移民限制政策对于儿童留守的影响,尤其关注其对于不同性别儿童的异质性作用。本文使用了两种回归-断点设计——即基于入学年龄截止点和 2014 年更严格限制移民入学的政策变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学校教育变得昂贵和受限时,更有可能将初中年龄的女儿(而不是儿子)留在没有父母任何一方在场的贫困农村地区,且当女儿有一个男性兄弟姐妹时,这种影响更大。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邻近城市的农村居民在劳动力需求受到冲击时更有可能与子女分离。这些工人的收入要高得多,经济地位也有所提高,但纵向数据显示,他们的子女完成学业的年数较少,依然贫困,以后的身心健康状况也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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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数据

留守儿童数据:本文用2010的人口普查数据衡量子女留守情况。整个样本包含了在54596个农村家庭中的72902个儿童样本。本文在断点回归的设计中使用了一个20831个儿童的子样本。根据 Facchini 等人(2019 年)和 Khanna 等人(2021 年)的研究,本文将移民定义为从户口所在县迁出的人。在 2010 年人口普查中,16.5% 的农村人口--1.11 亿人--从户口所在县迁出,高于 2005 年的 7 600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10.2%)。本文还用2011-2016年6轮的CMDS数据进行了补充。另外,本文还运用了2000, 2004 和2015甘肃省儿童长期追踪调查的数据,且仅保留了2015年出现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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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设定

3.1 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多元logit回归分析
每个住在城市c且有农村户口的父母i有三个选择:他们可以(1)和孩子一起留在村子里;(2)自己迁移到城市,而把孩子留在老家;(3)带着孩子一起迁徙。本文将断点(RD)设计与差分法纳入多项logit模型,以检验考虑到孩子进入初中时城市教育成本的增加是否会影响父母将孩子留守老家的概率:表1和表2分别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系数和边际效应(第三个选项为基准)。作者首先对不同性别的样本进行份样本回归,最后再对全样本进行包含性别交互项的回归。边际效应表明,临近城市的户口指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过了入学年龄的女儿与父母分离的概率将增加1.4%。在教育成本变得更高的时候,与女儿分离的这种不连续性激增是相当大的:在中国,5.9%的农村户口小学年龄的女儿成为留守儿童,因此该系数意味着24%分离概率的增加。然而对儿子却没有类似的效果。表3进一步探究了对于不同种类分离的影响, 结果发现,在限制户口的城市附近,当女儿进入初中年龄时,其留守倾向的不连续跃升中约有 60% 是女儿在父母双方都不在农村的情况下留守。在 1.4 个百分点的 RD 效应中,这种情况占 0.8 个百分点。3.2 线性RD回归模型
基于CMDS数据,作者研究了在移民群体中是否带孩子的决策。作者设计了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图5展示了初中入学年龄截止时留守儿童比例的变化。为了反映三重差分研究设计,作者分别展示了儿子和女儿的图表,以及流动人口父母面临较严格或较宽松(高于或低于平均值)户口限制的城市的图表。与多项 logit 的结果一致,如果父母在户口限制严格的城市,留守女童的比例会在入学年龄急剧上升(图 5a),而在户口限制严格的城市则没有观察到男童在入学年龄的任何不连续变化(图 5b),在户口限制较少的城市也没有观察到女孩或男孩入学年龄的不连续性(图 5c 和 5d)。此外,无论儿童性别如何,在限制较少的城市,留守儿童的比例远远低于限制较多的城市。与第 4.1 节中的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一样,CMDS 数据也显示,在严格的户口限制下,流动人口父母似乎将女儿而非儿子留在农村老家,而在户口限制宽松的城市,父母则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差。而在户籍政策宽松的城市,父母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偏见。

3.3 识别问题:一孩政策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会对作者的识别方法造成威胁。首先,在一些省份,地方政府农村父母只有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才能生育第二胎。作者在控制子女数量和家庭规模固定效应下进行了RD 回归,结果仍然稳健。其次,不同省份和不同种族对违反 OCP 指导原则的处罚也不尽相同,且父母的性别偏好也会因省份和种族而异。在控制了父母的 种族固定效应、队列固定效应和父母的户口-省份固定效应之间的三重交互作用之后,结果仍然稳健。

3.4 双重RD: 2014年超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

本文利用户口限制严格程度的跨城市差异也会造成一定的问题:未观察到的教育偏好会驱动父母对迁移城市的选择。因此,作者利用 2014 年对特大城市实施的 "流动人口控制政策",构建了一个不同的 RD 研究设计,再次检验流动人口父母在决定是否将子女留在当地时是否存在性别偏见。CMDS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1年至2016年,因此我们可以利用2014年的政策变化。这项新政策迫使特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对移民使用当地公共服务施加新的限制。对移民使用当地公共服务施加新的限制。由于 "特大城市 "有一个精确的定义 (由于 "特大城市 "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城市中心区人口超过 500 万),本文根据这一定义构建了以下 RD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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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留守儿童的长期影响

为研究对于留守儿童的长期影响,作者使用了 2000 年、2004 年和 2015 年甘肃省儿童与家庭调查(GSCF)的数据,且使用父母的所在地来识别在2000、2004年时处于中学年龄段的孩子是否与父母分离。在该面板数据集中,留守儿童是指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但孩子仍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儿童,而 "对照组 "的父母则是非外出务工人员。父母双方关于是否迁移的决定是一个内生选择,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些影响父母迁移决定的外生变量来估计家长离开对于儿童的因果效应。

4.1 识别方法:临近城市的需求冲击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出口为主导的,正是这种增长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附近城市所的产品/行业的全球进口需求冲击会对父母的迁移倾向产生巨大影响。利用UN Comtrade data的进口数据 ,我们运用偏移份额法构建了一个名为 WIDct 的指数,来衡量每个农村地区受世界进口需求冲击的影响程度。

4.2 对儿童以及其父母的影响

图6的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冲击会增加父母的移民概率: 全球进口需求(如公式4所定义)每增加1个标准差,就会导致移民倾向增加22个百分点,相当于移民倾向增加0.79个标准差。图7中的A表表明,WID指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孩子处于学龄区间的父母们获得农业以外收入的概率增加20百分点。表B说明,临近城市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增加会将农村户口的父母收入提升4.5%,大约是每个月34元。图8展示了WID对于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开放降低了儿童获得高中学历的概率,增加了其从事农业部门的概率,且恶化了他们的健康状况。作者认为这些结果很可能是家长与孩子过早分离导致的。基于CLDS数据,作者还发现临近城市户口限制程度越高,不同性别的收入差距越大,而这一相关性从侧面反映了在这些地区女孩更容易留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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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分析

图9展示了根据女生是否有男性兄弟的分组结果,作者发现其RD的结果仅对于那些有兄弟的女童显著。表10说明,三重差分对于女性儿童是显著的,且对于那些来自于重男轻女偏好更严重的地区更显著。作者还通过一系列其他检验排除了收入、赡养以及先天性别差异的因素。综合考虑,这些结果表明,户籍政策加剧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带来的性别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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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的分析强调了严格的户籍政策对于人群流动性的负面影响:它不仅导致了劳动力无效分配,还增加了性别不平等——女儿承担了更多的移民成本,且在长大之后也面临更糟的社会经济状况。

Abstract 

About 11%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re rural-urban migrants with a rural hukou that severely restricts their children's access to urban schools. As a result, 69 million children are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We use two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s - based on school enrollment age cutoffs and a 2014 policy change that more severely restricted migrants' access to schooling - to document that migrants become discontinuously more likely to leave middle-school-aged daughters (but not sons) behind in poor rural areas without either parent present exactly when schooling becomes expensive and restricted. The effect is larger when the daughter has a male sibling. Migrant parents send significantly less remittances back to daughters than sons. Although China's hukou mobility restrictions are not gender-specific in intent, they have larger adverse effects on girls. Rural residents adjacent to cities that experience shocks to labor demand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re more likely to separate from children to take advantage of new opportunities in cities. Those workers earn much more and advance economically, but longitudinal data reveals that their children complete fewer years of schooling, remain poor, and have wors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later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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