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李娟

 

原文信息：Matthew Grant. Why Special Economic Zones? Using Trade Policy to Discriminate across Import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20,110(5).

 

01 引言

 

设立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EZ）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经济现象，约有75%的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包括自贸区、出口加工区、自由港等，具体实施政策也因国家而异，但经济特区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关键和近乎普遍的特征是：为在某一区域经营的制造业公司降低或取消某些中间产品的关税。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关税取决于产品，即一种产品征收统一关税的理论并不相符。经济特区通过区别进口商身份，使得一个区域的企业对某一特定产品的关税可能低于同一产品的其他购买者所面临的现行关税。为什么经济特区会存在？经济特区这种关税歧视政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本文针对美国经济特区内外的关税歧视现象进行了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释了关税歧视现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02 理论构建

 

政府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关税政策？关税提高了国内生产者的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给予一部分消费者有选择的关税削减，使政府能够实现既定的盈余转移给生产者，从而使扭曲程度低于在统一关税下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样做可以使关税成为更有效的再分配工具。本文将这一观点应用于中间产品的保护主义关税，并证明这种机制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发展。

 

为了说明文章核心观点，作者选择从简单的市场模型入手并循序渐进地向我们展示了三个理论模型来解释经济特区的的机理与合理性：

 

1. 简单的局部均衡框架

 

作者首先给出了简单模型，假设一个单一商品和小而同质的消费者市场，在局部均衡条件下，对区内区外实行两级关税制度是最佳的政府政策，因为它减少了关税的福利扭曲，并将政府收入转化为消费者剩余。

 

在实行保护主义关税时，最优关税将出现在生产者剩余的边际增长等于边际福利扭曲的点上。国内生产者剩余并不直接取决于均衡的进口量，它只取决于生产者获得的国内市场清算价格。在这个价格下，任何超出国内供给的需求都将由进口来满足，因此需求的减少幅度很小，就转化为进口量的变化，而不是生产者盈余的变化。如下图1所示，国内需求从D下降到D′，但关税保持不变。进口下降，国内产出的价格和数量不受影响。在图2中，政府将原来的需求曲线D分成两部分，D1和D2。在D1中表示的消费者没有关税，而D2中代表的消费者则面临图1中所示的原始关税。面对原始关税的消费者的需求非常大，足以以相同的国内市场结算价格购买所有国内产出，如图1所示。因此，在统一关税的情况下，国内生产者剩余保持不变。由于进口成本低于国内市场结算价格，因此满足需求D1的消费者将从国外进口。所有进口商品都由面临零关税的消费者消费。在图2所示的关税歧视下，生产者剩余与统一关税下相同，但关税收入较小，消费者剩余较大。消费者剩余的收益总是大于收入的损失，所以总福利增加了。政府将1区的关税收入换成2区消费过剩增加。因此关税歧视通过免除部分消费者缴纳关税的方式，消除了统一关税引起的部分消费扭曲，图2所示的政策对政府来说是最优的。

图1 较小需求变动的统一关税情况

图2 歧视性关税的影响

 

2.最优统一关税的基准模型建立

 

在本节中，作者开始将模型推广到包含许多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环境中，允许消费者是异质的，并具有不同的政治势力和需求弹性。中间产品贸易政策也会影响最终产品市场，不同商品的贸易政策与“反游说”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政治影响力与中间产品生产商的政治影响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影响政府的关税政策。作者首先将中间产品构建成一个经典的最优关税政治经济学模型。

 

假设一个具有多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市场完全竞争，国内和国外的品种完全替代。政府的目标是选择一组进口关税G，H来实现福利最大化，如公式1所示。其中每个最终产品行业和中间产品行业的权重分别表示为λg和λh，加权福利W的具体测算如公式2所示，前五项反映经济收入，最后一项反映消费者盈余。收入项依次为劳动收入、最终产品行业利润、中间产品行业利润和对最终和中间进口征税的关税收入。第六项反映的是最终品消费中的消费者剩余。

 

3.关税歧视模型建立

 

作者在这一部分改变了基准模型，允许政府对同一中间产品的不同用户收取不同的关税。假设这种歧视是按照行业划分的，最终产品行业内的所有用户对给定的中间产品都面临相同的关税。除了允许政府对每种商品的不同用户征收不同的关税外，其他方面与第二部分基准模型相同。作者将政府问题的最优选择公式5转化为两步优化公式6：其中 

 

 

第一个约束条件要求在第二步中所选择的价格实现了第一步中所选择的价格，而第二个约束条件要求在第一步中所选择的价格集是可行的。这可以理解为国内生产商在关税水平下寻找成本最小化的一系列内生选择的价格。

 

根据理论推导作者提出了三个命题假设：

 

命题1：中间品和最终品是替代关系，所以关税只会分配给其中一个。

 

命题2：对给定中间商，如果国内生产价格大于国外，那么就会被迫进口产品，此时的进口关税较低。

 

命题2的推论：只要满足命题2国内生产价格大于国外的条件，参数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均衡中给定中间产物进口量的增加，那么该中间产物的下层规模就会增加。因此，如果进口量增加了，那么较低层次的中间产品的进口量肯定增加了。

 

命题3：相较其他行业，政治势力强大（游说能力强）、最终产品关税较低的优势产业将被给予较低的关税。

 

命题3的推论：如果政府被限制将所有较低等级的关税改为反向关税，并且对其自身产出的关税不是禁止的，那么相对于其他行业，中间产品弹性高的最终品行业将被给予较低的关税。

 

03 实证分析

 

作者使用美国位于经济特区的企业数据（数据来自美国自由贸易区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和区内企业申请加入经济特区免税准入的记录数据（数据来源为美国商务部的申请、决定等）对前文理论模型所得命题和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1.政策设计

 

美国经济特区的实施与命题假设1一致，双层关税制度是最佳的贸易政策。在美国，经济特区以外的所有用户对某一特定的中间产品面临更高的单一关税，获准在经济特区使用特定中间体的制造商将面临较低的关税。

 

2.行业关税选择

 

作者在这部分将命题3的相关推论转化为以下回归模型，并且变量解释如下：

 

 

回归结果如下表2所示：第1-3列和第4-6列使用了相同的回归方法，但后者考虑了行业级别的误差项。正如命题假设3预测的那样，政治实力强、对某一特定中间产品相对于其他用户更具弹性的行业，更有可能通过经济特区获得该中间体的关税减免，而受相对较低的从价税等值最终产品关税保护的用户则不太可能获得减税。在第2列中控制了给定行业使用中间产品的数量，因为某个特定行业从未（或很少）使用的投入品很难纳入经济特区的范围。

表2 回归结果

 

3.经济特区规模

 

 

回归结果见表3的第1列和第2列。正如预测的那样，进口量滞后项的相关系数为正且显著。考虑个体固定效应，该系数就会减小。这反映了美国经济特区计划的一个重要制度细节，几乎所有的批准都是永久性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将避免扩大经济特区以应对暂时性的冲击。第3列考虑到过去进口增长和新批准之间的正向关系可能具有内生性，作者构建了工具变量确定美国进口总额变化的一部分。回归结果表明，经济特区近几十年来的快速增长，相当大的原因可能是贸易量的扩大，特别是中间产品贸易量的扩大。

表3 进口变化与经济特区规模

 

04 结论及总结

 

对于政府来说利用贸易政策将盈余从消费者再分配给生产者的跨进口商关税歧视是一种最优政策，实际上此项政策正是由经济特区来实施的。本文认为经济特区的构建和发展会影响政府对关税的选择，并且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福利改善，因为经济特区可能会改变中间关税水平，使一些用户免受中间产品关税扭曲的影响，并且经济特区也可能造成与贸易条件或资本空间分配相关的国际外部性。其中政府在做决策时，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可能性大小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一是最终品保护程度高，其使用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可能性会相对较低；二是中间品的价格需求弹性相对更高，则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可能性更高；三是最终品行业的政治游说力量较大，其使用的中间品关税减让的可能性也较高。另外，进口中间品的量会影响经济特区的大小——进口中间品的规模变化将引起经济特区大小的变化。

 

Abstract

 

Tariffs are generally assumed to depend on the product, not the identity of the importer . However,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re a common,economically important policy used worldwide to lower tariffs on selected goods for selected manufacturers. I show this is motivated by policymakers’ desire to discriminate across buyers when a tax is intended to raise prices for sellers, through a mechanism distinct from existing theories of optimal taxation. Using a new data set compiled from public records and exogenous changes in imports of intermediate goods, I find the form, composition, and size of US zon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