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OpenAI
原文信息:Lin, J. Y., Liu, S., Xu, M., & Zhang, H. (2024). Learn in Order to Practice: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rotation on lo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China. Available at SSRN.
01
引言
如何解释中国区域层面不断涌现的制造业和出口优势?从国家能力的视角来看,官员群体的知识对于有为政府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然而这些知识常常是隐性的,想要获取则往往需要通过实践,要在具体的问题解决与人际交往中实现。
区别于过往研究对于劳动力流动带来知识扩散的详细讨论,近期一篇广受关注的工作论文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地方主政官员的轮替引致的知识扩散。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四位中国学者。包括来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林毅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松瑞、来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徐铭梽以及来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张皓辰。
在中国的制度语境下,地方主官对于当地的发展战略影响重大。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与决策能力需要基于自身的隐性知识,进而深刻影响着地方的政策制定。需要的隐性知识可能涉及:制造工艺知识、在严苛环境下发展特定产业所需的流程性知识、产业与产业岗位的实践知识,以及其他治理经验(例如对政策优先级的把握)等。这些知识常常是行业专属的,且依赖于在特定行业中的实践经验。
为了识别官员流动带来的产业知识扩散,这篇文章从出口的视角切入实证。使用CCER官员数据库和城市-行业层面的出口数据,并构造经典的“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标,文章识别了官员流动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这种识别基于隐含的假设,即高生产率常常体现在出口竞争优势中(做得好才出口),且不易受到区域内部市场需求的影响。文章的研究发现,市委书记上一个任职地在哪些行业呈现出口优势,能够显著解释任期内本地这些行业的出口优势的显现,进一步的分解揭示了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供给端的成本下降。而基于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的自然语言处理(NLP)分析表明,调任的市委书记更倾向于在当地推动曾任职地的优势产业,更少限制曾任职地的优势产业,并更多促进曾任职地优势产业的对应上下游产业。尽管具体的知识学习过程在数据中不可见,文章仍然尽力从多个方面佐证这种机制,并对其他可能的竞争性假说进行了排除。
这篇文章的视角较为新颖,其扎实的实证工作尝试与若干支文献形成对话。(1)通过对公共部门内官员流动带来的技术扩散的考察,丰富了早期以研究劳动力流动影响为主的知识扩散文献;(2)通过探究官员的知识扩散,对话了之前研究官员和国家能力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一支文献;(3)直接关联政治轮替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文献,提供了地级市层面出口表现的视角;(4)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对话了产业政策文本分析的前沿研究(Juhász et al., 2022);(5)对于新世纪中国出口模式的一种新颖解释。
制度背景
02
和其他研究中国地方官员轮替影响的文章一致,本文也从各个层面阐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轮换规则。由于需要识别的是曾任职地和现任职地之间的知识溢出,而不是官员更替事件本身的影响,文章更多地通过定性分析以及借助文献论述官员更替的外生性——由上级组织部门决策、跨省平级调动的制度化、更多出于政治而非经济原因。在具体的实证层面,基准回归中直接使用的是上一任职地的信息做一个交乘项的OLS回归,在稳健性检验中文章尝试只使用因为突发因素产生的意外调动进行实证识别。
为了进一步佐证实证的故事,文章也提供了两个case作为轶事证据,论证官员在前一个任职地的经验如何惠及后一个任职地的发展。文章列举了2013年以后贵阳市大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新世纪以来福州市服装产业强劲的例子,指出这两地在特定产业涌现的新优势可能源自时任官员在之前任职地的先进知识。
03
数据和识别框架
文章主要基于的数据库是北大CCER官员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1997-2012)。前者用于追踪城市-年份维度上的时任市委书记,并通过每位市委书记的工作简历追溯其之前的任职地。后者则服务于从HS四位码意义上刻画城市-行业层面在出口上的显性比较优势。
文章实证的样本限制在单一的现任职城市(×行业×年份)层面,对于从其他地级市轮替的现任市委书记,定义取值为1。如果该市委书记此前任职于上级部门,或者在同一地级市内任其他职务,则对所有的该变量均赋值为0。
显性比较优势的概念基于很多经典的文献,这一变量和古典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的形式类似,但在理论含义上有一定差别,因为其构造并不基于任何要素禀赋的特征。实际上这一指标刻画的是地区-行业层面的实际竞争优势,通过经典的区位熵指标进行构造——某地区某行业的占比与该地区所有行业在总体中占比的比值。本文的指标构造与经典文献只有一个区别,是其基于出口的量,而非就业或产值。指标的构造如下:
文章的识别在左右两边都需要用到显性比较优势的指标,被解释变量是现任职地-行业RCA的对数化/反双曲正弦形式。自变量则是曾任职地具有显性比较优势(RCA是否大于1)的交乘项求和。核心关注的是β正值的大小。
文章还用到了工业企业数据、工商注册数据、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樊纲市场化指数等数据,以辅助回归和构造各类加总意义上的控制变量。在机制分析层面,文章也用到了地级市逐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
为了更精细地解释文章的基准回归结果,本文还仿照Redding and Weinstein (2017) 以及Hausmann and Xu (2019)的框架,将RCA因变量进行了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分解,进而识别官员轮替影响地区-行业出口显性比较优势的微观机制。
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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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此前任职地的产业出口优势显著解释了现任职地同一产业的出口优势,产生了4.1%的影响。进一步对微观机制的分解表明,这种出口优势主要来自于供给端的优化和市场进入的增加,供给端的优化同时体现在产品类别、产品差异化、边际成本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文章也做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包括对主要的识别假设的检验。对一系列的协变量的事前趋势检验排除了事前效应的影响,在市委书记到任之前,各协变量均不体现出事前趋势。对于基准回归的一个event study结果表明,在到任之前没有事前趋势。实际的冲击影响一开始就有所显现,之后虽然有回落但仍然维持正向的效果。
文章做了一系列的机制讨论。首先,通过TF-IDF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文章将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拆解,识别其在当地发展战略中对于具体产业的支持(CIC两位码)。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调任的市委书记不仅更倾向于鼓励之前任职地的优势出口产业,还会有意识地促进这些产业的上下游行业发展。文章还通过城市-国家层面的回归侧面论证知识溢出带来市场开辟的机制,即现任职地能够更多地向之前任职地的主要出口国进行出口。文章进一步排除了竞争性机制,调任并未使得之前任职地或官员籍贯地的投资减少,新产业的崛起也并非以其他地区该产业或者本地区传统优势产业为代价。
05
总结
本次推文推介的文章是几位中国学者近几年的一篇力作,视角是相当新颖的,很值得深入思考。中国区域层面的出口奇迹,当然一定程度上基于“人口红利”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但一定还需要更多的解释。浙江、广东、福建的很多县域成功的经验足以启示,政府在产业、出口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中绝对不是缺位的。以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和对产业知识的把握为基础,有为的地方政府对区域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当然推文作者认为,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也需要更丰富的批判性思考。比如依然需要强调公平竞争的重要性,使政府的产业政策更加科学化,更加与市场规律和市场主体的取向相一致,避免重复竞争和效率损失的陷阱。而且随着中国的战略慢慢转向创新和高端化,对政策的讨论也需要更加与时俱进,很多曾经“当然正确”的结论都需要重新审视。此外,在当下中美贸易争端的新背景下,对于出口话题的讨论也应当更加丰富——对生产率与出口之间关系的讨论不仅应当对话入世以来的几支经典文献,也应当与新的现实问题形成呼应。
推文作者:尚庆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Abstract
Using detailed data on city leaders' biographical profiles, measures of industrial policy based on a textual analysis of annual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and measures of industry-specific export performance of Chinese prefectures for the period 1997-2012,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rotation on the interregional diffusion of bureaucrats' knowledge. Our study yields robust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the appointment of a new city party secretary (PS), who serves as the leader of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industries where the PS's previous work location exhibited better performance. The positive impact after the rotation is not accompanied by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exports of other industries in the same city or of other cities in the same industry.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vorable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rotated leaders'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are important channels. Other mechanisms, such as policy imitation or investment flows via the social connec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appear to play less of a role.
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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