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牛朝辉

原文信息：Jie Bai, Seema , Jayachandran, Edmund J Malesky, and Benjamin A. Olken (2019). 'Firm Growth and Corrup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Vietnam', Economic Journal, vol. 129.

 

1.引言

 

很多研究显示，穷困的国家往往比富裕的国家腐败程度更高，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也显示（见图1），根据企业调查数据，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企业为了推进业务开展而向政府官员行贿的概率越低。

 

 

而如图2所示，在同一个国家中，规模越小的企业往往越容易行贿，其行贿的金额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

 

穷困国家的企业平均规模往往比富裕国家小。本文试图回答：为什么小企业更容易行贿，而企业规模越大，其行贿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基于越南的微观企业数据，并引入多种工具变量，本文发现区域间政府的竞争是影响大企业行贿较少的重要因素，且对于在区域间更容易自由迁移的企业，企业规模变大而贿赂比率降低幅度更大。

 

2.背景介绍

 

越南的政策背景很适合研究区域间政府竞争如何影响不同规模企业行贿行为。1986年越南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取消计划经济，允许对外开放。此后，越南保持每年平均7%的增速而成为当时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如今，越南国内有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35万多家民营企业。

 

然而越南的腐败水平却一直很高，大多数国际腐败指数都显示越南是世界上腐败程度前30%高的国家。已有研究显示，越南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企业为加快办理业务而支付的“加速费”；（2）国有资产非法私有化；（3）交换国家权力。其中第一种较容易观测，本文主要关注第一类腐败。有调查显示，收取“加速费”贿赂最多的部门有交通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海关和税务部门。有23%的企业为加速工商注册而贿赂过，35%的企业为获得政府采购而贿赂过，70%的企业过海关时贿赂过。越南企业普遍认为这些“加速费”是企业经营的必要成本。

 

越南腐败主要是在省层面。在1990s时期，越南的改革将大多数与市场相关的政府权力下放到省级层面，包括工商注册、环境和安全检查、劳动监督、当地政府采购、以及土地分配。省级政府的行业监管部门受到本省和上级行业监管部门的“双重领导”。省级行业监管部门的人事任命和经费使用由本省领导决定，且上级单位远在首都河内，无法形成有效监管，因此各省的行业监管部门及相应的地方营商环境、腐败程度主要受到本省领导的影响。

 

各省领导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本省的腐败程度。直接方式包括惩处腐败的下属官员、撤销党籍，以及通过以身作则而影响下级官员。间接方式包括通过改变政策减少腐败机会，如减少审批环节和所需证书材料、规范审批等待时间以及提高地方政府从政的透明度。

 

越南各省腐败程度差别很大。根据调查数据，最腐败的省中79%的企业表示曾被政府官员索贿，而最廉洁的省这一比例仅为21%。在最腐败的省中37.5%的企业表示每年行贿的金额超过年收入的2%，而最廉洁的省仅有5.5%的企业这样。

 

3.数据来源及实证模型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3个数据库：

 

第一，越南省竞争力指数调查数据库：作者使用2006-2010的年度数据，该数据库每年由政府从63个省的工商注册公司随机抽取开展调查，抽取的分层是基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行业等因素，从而全面反映各省企业的情况。调查由各企业的管理者或者负责人填写，每个企业都有它的行业代码、位置、建立时间、总资产、总雇佣人数等信息。

 

该调查中有一个模块是关于企业经营中遇到的腐败、办事难等情况。其中与本文研究最相关的问题是企业向政府官员“送红包”的钱占企业收入的比例。调查问题将比例分类为0，<1%,1-2%,2-10%,10-20%,20-30%,>30%。该部分还包括企业高管是否有前政府官员，政府在该企业的持股比例等问题。

 

此外该数据库还有一些相关变量衡量企业的流动性，如企业拥有各省的“国土使用权证书”，企业是否在多省份运营。

 

第二，越南国家统计的年度企业调查数据库：作者使用2006-2010的年度数据，该数据库包含企业的详细数据，以及各行业的所属部门、国有还是私营、不同口径统计的雇佣人数等。作者将两个数据库合并，每年有10901个企业，中位数企业是成立了4年，有10-49个雇佣人员。

 

第三，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作者使用2006-2010的年度数据，该数据库的数据用于工具变量回归，包括各行业的雇佣人数，包括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雇佣人数。

 

（2）实证模型

 

作者想要研究是否企业增长对其贿赂行为有负面影响。

 

初始实证模型为：

 

 

其中，i代表企业,p代表省，j代表行业，t代表年份。因变量为企业贿赂的金额占收入的比例，A表示企业增长，通常用企业的技术水平衡量，但是由于数据限制作者无法计算每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从而用雇佣劳动人数的增长来代替，并且这里用的是p省j行业在t年的总体雇佣人数增长，而不是单个企业的雇佣人数。预计β应为负数。有研究表明，雇佣劳动力的增加和企业的增长正相关，且在越南，行业的雇佣人数增长，有53%是由于单个企业规模增加，其余是由于企业数量增加。

 

为了解决雇佣人数和腐败的内生性问题，作者采用了2个工具变量策略：

 

首先，用j行业同一年份其他省份雇佣人数之和作为j行业该省份雇佣人数的工具变量，同时控制年份及省份-行业固定效应。其假设是每个省的腐败程度会影响到该省的各行业，但不会影响到其他省份的行业。

 

其次，用中国同一年份同一行业的劳动雇佣总数作为j行业雇佣人数的工具变量，并控制年份及省份-行业固定效应。其假设是中国和越南的国际商业周期、价格及技术冲击等较相似。且中国企业的雇佣人数不会受到越南各省腐败程度的影响。考虑到越南各行业和中国同行业的关系可能有不同，有的是正向的（两国该行业受到同样的需求冲击），有的可能是反向的（两国该行业存在竞争关系），因此，使用中国数据时第一阶段允许各行业的系数不同，即采取了多元工具变量策略。

 

这两个工具变量策略在第一阶段回归均通过了F检验，且工具变量的系数与解释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系数都为显著的正。

 

4.实证结果

 

（1）企业雇佣人数增长对企业贿赂的影响

 

作者首先通过上述工具变量回归研究企业雇佣人数增长如何影响企业贿赂占企业收入的比例，结果如表1，作者使用了两组不同的工具变量，同一年除本省外其他省份同行业的雇佣人数（Panel a），及同一年中国同行业的总雇佣人数（Panel b），回归方法采取单工具变量策略（第1列）,多元工具变量策略（第2列）。解释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且大多显著。

 

此外，回归的因变量，企业贿赂占收入的比例，如前边介绍是个类别变量，作者分别通过将变量线性化（第3列）及用有序概率回归模型（第4列），均得到了解释变量的系数都为负且大多显著的结果。

 

 

（2）影响机制分析：省际政府竞争

 

作者将前一部分得到的企业越大贿赂越少的现象归因于省际政府竞争。作者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讨论这一现象（细节此处从略，有兴趣者可阅读原文的Appendix C）。假定企业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政府设定一个贿赂比率（即企业贿赂占企业收入的比例），政府的目标是能够最大化收取贿赂的金额；其次，企业根据所在省的腐败情况，其他省腐败的情况以及迁址到其他省的成本情况决定继续留在这个省还是迁到其他省；第三，一旦企业决定了厂址，即开始生产，政府从中获得贿赂。

 

当出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规模变大。不变的贿赂比率使得企业的贿赂成本提高，使企业更想迁址到其他省。该模型预测：（1）均衡条件下，企业的规模变大会导致贿赂比率降低。（2）企业规模变大，虽然贿赂比率降低，但是总贿赂金额上升。（3）政府贿赂比率变化对不同企业是不同的，对于那些迁址到其他省份成本更低的企业，随着企业规模变大，政府对其贿赂比率下降更快。

 

（3）迁址成本不同的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验证模型的第三个结论，作者在公式1中加入了企业迁址成本，以及迁址成本和行业雇佣人数的交叉项，且同样采用了工具变量回归法。作者用两种方式衡量企业的迁址成本：

 

土地所有权

 

越南的企业使用土地可以通过三种方式：租用土地，拥有土地且有“国土使用权证书”，拥有土地但没有“国土使用权证书”。

 

租用土地的比拥有土地的流动性更强。对于拥有土地的企业，有证书的比没有证书的流动性更强，因为他们可以将证书卖掉获得收入再迁至其他省，而没有证书的则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盘剥。

 

因此作者对比租用土地的企业和拥有土地的企业，其企业增长和贿赂的关系。再比较拥有土地的企业里有证书的和没证书的，其企业增长和贿赂的关系。作者使用了不同的工具变量，不同的回归策略以及不同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是否有土地证书对企业增长和贿赂的关系影响较大，且拥有土地证书的企业，随着企业规模增大，其贿赂比率下降更快。从而印证了模型的第3个结论。

 

在多个省份经营的企业

 

在“省竞争力指数调查数据库”中31.4%的企业在至少2个省份经营，则它们较明显的移动性更强的企业，作者使用了不同的工具变量，不同的回归策略以及不同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多个省份经营的企业，随着企业规模增大，其贿赂比率显著下，进一步印证了模型的第3个结论。

 

（4）其他影响机制

 

作者还试图验证除了省际政府竞争外其他可能影响企业规模和贿赂比率间关系的因素，如政府官员收取贿赂是从量的而非从价的，即每个企业收取固定的费用，而与企业的收入无关，这虽然可以解释企业规模越大，贿赂比率越低，但不能解释为什么流动性更强的企业贿赂比率下降更快。

 

此外，作者还考虑企业规模增大加剧了产品市场竞争，行业集体抵制贿赂，规模经济从而根除腐败，官员收取贿赂的边际报酬递减等。但是这些因素都不能完全解释前边的几种现象，从而反面印证了省际政府竞争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5.结果讨论

 

本文利用越南的微观数据验证是否企业成长会导致腐败程度降低，结果发现：首先，行业规模的扩大会减少该行业企业向政府贿赂的比率；其次，对于更有可能迁址到其他地区的企业，腐败下降的更快。本文的贡献有两方面，首先，尽管有很多关于经济增长与腐败程度间的讨论，作者通过微观数据并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发现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其次，作者发现了这一现象背后最重要的影响机制，即省际政府竞争。

 

本文的结果有助于人们理解影响腐败的因素，并且还显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省际政府竞争的存在，腐败的程度会有所降低。此外，分析中显示当省际壁垒减少，从而企业在省际流动更容易，则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各地腐败程度的降低都有较强的正面作用。

 

Abstract

 

This article tests whether firm growth reduces corruption, using data from over 10,000 Vietnamese firms. We employ instrumental variables based on growth in a firm’s industry in other provinces within Vietnam and in China. We find that firm growth reduces bribes as a share of revenues. We propose a mechanism for this effect whereby government officials’ decisions about bribes are modulated by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This mechanism also implies that growth reduces bribery more for more mobile firms; consistent with this prediction, we find a larger effect for firms with transferable rights to their land or operations in multiple provi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