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彭浪川 

原文信息：Clark, A. E., & Etilé, F. (2011). Happy house: Spousal weight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30(5), 1124-1136.

 

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30年间，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肥胖和超重的现象：人数越来越多。WHO将肥胖描述成“流行性的”，这是一个通常用来形容疾病的词。因此，将它用来形容肥胖，吸引了许多学者对肥胖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是：肥胖是否会传染？即其他人的体重能否影响自身的决策（从而影响自己的体重）。

 

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他人和自身的BMI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同一地区（或同一交际网、同一同伴（peer group））的人们有相似的BMI还不足以说明因果性。原因有：首先，这些人同时也极有可能受其他共同因素（例如物价、环境等）的作用；其次，人们也在自身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与什么样的人接触交往。这往往会反映出潜在的偏好等：交往密切的人们通常潜在偏好也十分类似。

 

如果真的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也就是说，我周围人的行为（BMI）会影响到我的边际效用（MU），进而影响到我的决策。例如，如果我的朋友都比较胖，我减肥的动力也会下降。

 

研究方法

 

借助于调查数据（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2002、2004、2006三年），作者可以较为直接地来测量边际效用（MU）和BMI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效用作者采用了经济学文献里的惯例做法：使用问卷中主观测量的满意度（life satisfation）作为效用。“周围的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对于什么样的人可以算作“周围的人”，学界也一直有分歧。在本文中，作者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假设：配偶。本文的研究问题也很直接：配偶的BMI是如何影响自身的效用的，以及这种影响是否与自身的BMI相关。

 

研究结果

 

作者定义BMI小于等于25为正常（non-overweight），25-30为超重（overweight），30以上为肥胖（obese）。主要结果如下图所示：

这里基准线是夫妻双方都体重正常。例如，下图左上角表示，体重正常的妻子的幸福感与丈夫的BMI呈逆向关系：丈夫越胖，妻子幸福感越低。但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自身体重也会参与决定其结果。例如，图中上面一幅图的中间一栏表示，（与夫妻双方体重都正常的基线相比）（1）当妻子体重超重、丈夫体重正常时，妻子幸福感降低；（2）接着，当妻子体重超重、丈夫体重也超重时，妻子幸福感相较之前反而有了些许提高；（3）最后，当妻子体重超重、丈夫肥胖时，妻子幸福感会大幅降低（三种情况中最低的）。如果一位超重的女士嫁给了一位体重正常的男士，她变得肥胖时，并不会损失多少幸福感，只要同时她的丈夫也变得超重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配偶BMI会显著影响自身幸福感；同时，这种影响会随自身BMI的变化而变化。

 

作者还讨论这其中的潜在机制。例如，可能有相互比较的心理：如果配偶超重，那么自身超重带来的负罪感就会减轻；或是如果配偶和自身一胖一瘦，那么在共同做一些需要合作的家务事时可能会有困难，这也降低了在配偶超重情况下，自身减肥的积极性。

 

原文摘要

 

We use life satisfaction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information from three waves of the GSOEP to test for social interactions in BMI between spouses. Social interactions require that the cross-partial effect of partner's weight and own weight in the utility function be positive. Using life satisfaction as a utility proxy, semi-parametric regressions show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atisfaction and own BMI is initially positive, but turns negative after some threshold. Critically, this latter threshold increases with partner's BMI when the individual is overweight. The negative well-being impact of own BMI is thus lower when the individual's partner is heavier,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social contagion effects in weight. However, this relationship may also reflect selection on the marriage market or omitted variable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think of convincing instruments that would allow causality to be clearly established.

推文人 | 彭浪川 

 

原文信息

 

Clark, A. E., & Etilé, F. (2011). Happy house: Spousal weight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30(5), 1124-1136.

 

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30年间，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肥胖和超重的现象：人数越来越多。WHO将肥胖描述成“流行性的”，这是一个通常用来形容疾病的词。因此，将它用来形容肥胖，吸引了许多学者对肥胖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是：肥胖是否会传染？即其他人的体重能否影响自身的决策（从而影响自己的体重）。

 

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他人和自身的BMI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同一地区（或同一交际网、同一同伴（peer group））的人们有相似的BMI还不足以说明因果性。原因有：首先，这些人同时也极有可能受其他共同因素（例如物价、环境等）的作用；其次，人们也在自身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与什么样的人接触交往。这往往会反映出潜在的偏好等：交往密切的人们通常潜在偏好也十分类似。

 

如果真的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也就是说，我周围人的行为（BMI）会影响到我的边际效用（MU），进而影响到我的决策。例如，如果我的朋友都比较胖，我减肥的动力也会下降。

 

研究方法

 

借助于调查数据（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2002、2004、2006三年），作者可以较为直接地来测量边际效用（MU）和BMI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效用作者采用了经济学文献里的惯例做法：使用问卷中主观测量的满意度（life satisfation）作为效用。“周围的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对于什么样的人可以算作“周围的人”，学界也一直有分歧。在本文中，作者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假设：配偶。本文的研究问题也很直接：配偶的BMI是如何影响自身的效用的，以及这种影响是否与自身的BMI相关。

 

研究结果

 

作者定义BMI小于等于25为正常（non-overweight），25-30为超重（overweight），30以上为肥胖（obese）。主要结果如下图所示：

这里基准线是夫妻双方都体重正常。例如，下图左上角表示，体重正常的妻子的幸福感与丈夫的BMI呈逆向关系：丈夫越胖，妻子幸福感越低。但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自身体重也会参与决定其结果。例如，图中上面一幅图的中间一栏表示，（与夫妻双方体重都正常的基线相比）（1）当妻子体重超重、丈夫体重正常时，妻子幸福感降低；（2）接着，当妻子体重超重、丈夫体重也超重时，妻子幸福感相较之前反而有了些许提高；（3）最后，当妻子体重超重、丈夫肥胖时，妻子幸福感会大幅降低（三种情况中最低的）。如果一位超重的女士嫁给了一位体重正常的男士，她变得肥胖时，并不会损失多少幸福感，只要同时她的丈夫也变得超重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配偶BMI会显著影响自身幸福感；同时，这种影响会随自身BMI的变化而变化。

 

作者还讨论这其中的潜在机制。例如，可能有相互比较的心理：如果配偶超重，那么自身超重带来的负罪感就会减轻；或是如果配偶和自身一胖一瘦，那么在共同做一些需要合作的家务事时可能会有困难，这也降低了在配偶超重情况下，自身减肥的积极性。

 

原文摘要

 

We use life satisfaction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information from three waves of the GSOEP to test for social interactions in BMI between spouses. Social interactions require that the cross-partial effect of partner's weight and own weight in the utility function be positive. Using life satisfaction as a utility proxy, semi-parametric regressions show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atisfaction and own BMI is initially positive, but turns negative after some threshold. Critically, this latter threshold increases with partner's BMI when the individual is overweight. The negative well-being impact of own BMI is thus lower when the individual's partner is heavier,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social contagion effects in weight. However, this relationship may also reflect selection on the marriage market or omitted variable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think of convincing instruments that would allow causality to be clearly establi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