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作者 | 华岳

原文信息：Alex Bryson & George MacKerron. 2017. " Are You Happy While You Work?" The Economic Journal, 127(Feb): 106-125.

 

引言

 

新古典框架下的劳动供给理论认为收入和闲暇都会带来效用，但收入来源于工作，而工作会占用闲暇时间，所以，如果控制收入不变，工作本身只会带来负效用，而失业的小伙伴们虽然没了工资，但可以有更多闲暇时间，所以损失的效用会得到补偿。近年来关于主观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却显示，控制收入不变，工作本身也会提升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和幸福感，失业所带来的“灾难感”并不仅仅来自于收入上的损失，失业者们往往在找到工作之前，失落感会长期持续并且不会减弱。正是基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本文作者使用了一种新的“经历抽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来考察工作本身究竟是否能产生效用，给人带来快乐。这种记录即时主观感受的方法已经被诸多文献证实要优于回溯法（比如让你回忆昨天开不开心）等其他方法。

 

数据

 

作者使用的数据库叫Mappiness，是个英国开发的APP，通过在智能手机上安装这个APP，人们可以将自己即时的感受记录下来。从2010年8月到2011年9月，安装这个APP的用户每天会收到提醒来完成研究者设计的小调查（用户可在一天1次到5次之间选择，默认为2次）。调查主要包括快乐程度，放松程度和清醒程度三个方面（从“Not at all”到“Extremely”分为几档），此外，调查也会询问用户“是否独处，如果不是，和谁在一起”，“在室内、室外、车里还是别处”，“刚才在做什么”等等，同时，APP能够记录提醒发送时间和用户响应时间之间的差别，来区分即刻响应和延迟响应，而个人特征等信息是在用户注册时就已经被记录了。作者特别指出通过这种方式搜集来的样本够大够准确，而且是面板数据，但是在代表性上有两大缺陷：其一是用智能手机的人属于总人口中比较富裕的那一部分，另外就是年龄上偏年轻，所以研究的内部有效性虽然杠杠的，但是外部有效性有点问题。

 

计量分析与基本结果

 

作者构建了一个很简单的固定效应模型，以幸福感（0-100）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是否正在工作”“是否同时正在参与其他活动”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并加入个人特征的向量作为控制变量。基础OLS和FE估计结果显示，正在工作时的幸福感与干其他事情相比低8%。那么，究竟什么活动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最大最强烈呢？没错，你猜对了，就是不能写出来的那件少儿不宜的事情，相比其他活动，幸福感提升足足14个百分点。而紧随其后的提升幸福感的活动有看电影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做运动等等；从后往前看，显著降低幸福感的事情包括生病、工作、学习、参加seminar、排队、做家务等等。

 

当然，人们工作时的感受还要取决于如下一系列因素：

 

  •  在什么时间段工作

  •  在哪里工作

  •  跟谁一起工作

  •  工作时还在干什么其他事情

  •  工作质量与内容

 

作者通过在模型中加入相关变量，得到针对上述问题的如下结论：

 

  •  通过加入“是否正在工作”与具体时间段的交互项，发现正常工作时间（工作日的早八点到晚六点）幸福感下降5%，而其他时间段的工作虽然幸福感有下降，但没有正常工作时间下降那么多（可能由于其他时间的工作多为主动工作）。

  •  通过加入工作时的地点与工作时的同伴等变量，发现在家里和车里工作的幸福感远高于在在指定办公地点工作时的幸福感。而跟谁在一起工作也非常重要，结果显示，不工作的时候跟配偶或朋友在一起幸福感很高，但如果工作的时候配偶或朋友在身边，则幸福感急剧下降，只有小孩或客户在场时，工作幸福感才略高于其他活动。

  •  通过考察“是否在工作”与“是否同时在干其他事情”的交互效应，发现工作时段听歌、聊天、喝茶、上网、看电影、读书等都会提升幸福感，只有吃饭和吃零食会略微降低幸福感。

  •  通过加入“是否正在工作”与家庭收入的交互项，发现总体来说年收入16000磅以下的穷人工作时的幸福感相对其他活动较高，作者解释为穷人从闲暇中获得的效用较低，而16000-32000这一部分的人群幸福感相对其他活动为负，收入超过32000的人群正在工作时的幸福感也仅略高于其他活动。

 

最后，作者提出工作总体上来说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可能确如新古典理论如说，工作本身是产生负效用的活动，而这种负效用的来源很有可能是工作中的焦虑与压力。作者也通过将 “放松程度”作为自变量加入模型来验证这一观点，并发现这一变量的加入确实使工作的负效应降低了90%之多，但也没有完全消除工作的负效用，在结论中，作者提出至少本研究显示传统理论是对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负效用”。

 

Abstract

 

Using a new data source permitting individuals to record their well-being via a smartphone, we explore within-person variance in individuals’ well-being measured momentarily at random points in time. We find paid work is ranked lower than any of the other 39 activities individuals can report engaging in, with the exception of being sick in bed. Precisely how unhappy one is while working varies significantly with where you work; whether you are combining work with other activities; whether you are alone or with others; and the time of day or night you are wor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