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杨春飞

原文信息：Chyn, Eric. 2018. "Moved to Opportunity: The Long-Run Effects of Public Housing Demolition on Childre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10): 3028-56.

图片来源：摄图网

 

一、概述

 

文章首次提供了拆迁对儿童长期影响的因果估计，揭示了公共房屋拆迁的对儿童发展的长远影响。该文研究了芝加哥公共住房拆迁案例，房屋管理局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减少公共住房存量，且当局只针对特定高贫困地区建筑物进行拆除（由于管道破裂等突发原因强制撤离居民），被拆迁的居民会收到住房券并强制搬迁，同时保持附近的建筑物不受影响。研究设计比较了来自同一公共住房地区拆迁和未拆迁儿童的成年后的发展状况。由于这两组儿童及其家庭在拆迁前是相似的，因此后期生活结果的差异可归因于生活环境的重新安置。

 

数据显示，拆迁三年后，拆迁家庭与未拆迁家庭相比，贫困人口减少了21％，暴力犯罪减少了42％。且拆迁儿童长大后明显有更好就业，其比未拆迁同龄人就业可能性高出4个百分点，收入高出16％。此外，拆迁儿童在拆迁后的几年内因暴力犯罪被逮捕的人数少了14％，在学龄时也不太可能从高中辍学。另外，拆迁公共住房的成本和收益一直是美国住房政策的重点。该文发现，将任何年龄的儿童从公共住房搬迁都有很大的好处。计算表明，因拆迁而搬出公共住房的儿童在其一生中获得的收入增加了45000美元（现值12000美元）。与此收益相关的增加的税收收入超过了重新安置公屋居民的平均成本。这表明改善弱势儿童长期发展的努力将为政府预算带来净收益。该文将经历家庭公共住房拆迁的儿童成年后的状况与居住在公共住房附近的未拆迁的同龄人的状况进行比较，发现拆迁儿童更有可能在成年期就业并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且拆迁儿童暴力犯罪率较低，在学龄时的辍学率也较低。

 

二、模型设计

 

实证分析将拆迁儿童与未拆迁儿童进行比较，由于建筑物的拆迁来自突发事件，且只拆除同一区域的特定房屋，拆迁之前的生活环境均保持一致，后续的发展差异可归因于拆迁，因此未拆迁儿童可作为对照组。

 

利用以下线性模型来研究拆迁对儿童发展状况Y的影响：

其中i表示被研究个体，t表示年份，b(i)表示个体i所住的房屋，p(i)表示个体i的参与的援助项目，ψ_(p(i))表示援助项目的固定效应。若个体所居住的房屋被拆迁则虚拟变量Db(i)=1，否写为0。因此β代表拆迁对儿童发展状况的净影响。由于拆迁家庭获得了住房券以取代他们的公共住房援助，因此β捕捉了改变住房援助形式的影响。

 

另外，在模型（1）的基础上，估计了对不同性别儿童影响的异质性和衡量影响效果如何随着拆迁时儿童年龄不同而变化。该模型提供了拆迁儿童和未拆迁儿童之间结果差异的估计。该文对在搬迁时年龄相对较小（7至12岁）和相对较大（13至18岁）的儿童样本分别进行了估计。

 

A. 搬离公共住房的影响

 

该文将房屋拆迁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搬离公共住房的因果影响，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系统（2SLS）如下：

第一阶段 Pi是在公共住房居住的年份。（3）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值可能会因家庭有选择地参与公共住房产生偏差，但随机性房屋拆迁解决了这个问题。拆迁提供了一个生活在公共住房中的年数变化的来源，这与儿童未被观察到的特征似乎是不相关的。

 

B. 拆迁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个体差异比较

 

该研究设计的有效性的关键在于拆迁建筑物的选择应与居住在公共房屋内儿童的特征无关。 因此比较了拆迁儿童与未拆迁儿童在拆迁前特征的差异。

 

表1为拆迁儿童和未拆迁儿童拆迁前一年中儿童特征差异的回归结果。（1）列报告了未拆迁儿童的回归结果，（2）列报告了回归模型中实验组儿童与对照组儿童之间的平均差异。结果显示样本中过去犯罪活动和人口统计数据的所有变量的平均差异与0之间不存在统计差异。且拆迁前的受教育状况和学习状况也没有差异。（3）-（6）列按性别划分的拆迁和未拆迁青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7）-（8）为拆迁成人和非拆迁成人在拆迁前的特征差异，发现居住在拆迁建筑物中的成年人在过去的犯罪情况或就业方面似乎没有统计上的差异。因此拆迁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个体无显著差异。

C. 样本缺失和空间溢出的测试

 

由于数据收集的原因，无法得到离开本州后的样本数据。因此，如果拆迁儿童更有可能离开本州，缺失数据就会导致估计有偏。该文借鉴Grogger（2013）使用零终端来衡量永久性的管辖外样本缺失的方法，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拆迁儿童更有可能从行政数据中缺失。另外，若拆迁造成的空间溢出效应，即非拆迁儿童可能会受到邻近建筑物拆除和同伴搬迁的影响，结果也将有偏。如果非拆迁儿童由于拆迁事件而情况恶化，这将使估计值向上偏差。 为了测试溢出效应的存在，该文在模型（1）中附加了一个生活在与拆迁建筑物紧邻的对照比组建筑物中的指标，分析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对劳动力市场和福利结果存在这种溢出效应。

 

三、实证结果

 

A.拆迁对居住地点的影响

 

住房券增加住房地址的选择性（相对于住房援助），特别是对于居住在贫困城市地区的公共住房的家庭来说十分重要。该文的芝加哥样本中，根据人口普查局的贫困率约为78％（若一地区在人口普查中有40％或更多的家庭低于贫困线，通常被列为极端贫困区）。

 

该文使用社会救助案件记录中的地址信息获取拆迁居民搬迁后的地址。之所以对拆迁后居住地进行分析，是因为地址数据仅在家庭获得社会救助时才可会被记录，如果拆迁对家庭参与社会救助计划产生影响，这种分析可能会有偏差。分析表明，表2第1行显示有子女（7至18岁）的拆迁家庭在拆迁后的第三年和第八年没有显著差异，仍可在社会救助数据中观察到地址。表2的最后两行显示，相对于非拆迁同龄人而言，拆迁家庭迁移到质量更高的社区。（2）列显示，拆迁三年后，有子女的拆迁家庭相对于非拆迁家庭贫困人口减少了21％。 其居住的社区每一万名居民犯罪率减少了29%。（3）列显示拆迁8年后拆迁家庭与非拆迁家庭差距缩小。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控制住户逐渐从公共住房转移。

B.对就业的影响

 

表3报告拆迁对儿童成人后就业的影响。（2）列表明，拆迁儿童（7-18岁）在其达到后工作年龄（年龄> 18岁）期间的就业率和收入都较高。平均而言，拆迁儿童就业可能性比非拆迁儿童高出4个百分点，每年多赚600美元。总体而言，拆迁对儿童更好的就业结果密切相关。

表4显示不同性别下拆迁的影响效果。估计表明，完整样本中检测到的积极影响主要源自女孩。相对于非拆迁同龄人，拆迁女孩的就业可能性提高6.6个百分点，年收入增加806美元。尽管对所有结果的估计都是正向的，但对男孩的相应影响估计不太显著。

文章还探讨了公共房屋拆迁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发展影响的异质性。样本分为低年龄（7-12岁）和高年龄（13-18岁）的儿童。分析发现，拆迁对年龄较小和较大的儿童都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对其收入的影响分别为583美元和588美元。图2分别考察了拆迁对低年龄（7-12岁）和高年龄（13-18岁）儿童收入影响的演变情况。分析发现，首先，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菱形）的影响效果总是积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没有改变。第二，对低龄儿童的分析表明，拆迁对儿童就业和收入的影响随年龄增长效果逐渐变大。这一证据表明儿童从拆迁中受益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在环境较好的社区中生活的时间长短。

C.对社会援助和犯罪的影响

 

拆迁和重新安置也可能通过邻里条件和劳动力市场来影响福利收入。文章使用与样本相关的救助记录分析发现拆迁和重新安置对社会救助的参与没有显著影响。拆迁对就业和收入的积极影响理论上应减少对社会救助的依赖，但事实上却缺乏效果。原因在于拆迁对就业和收入的积极影响并未使拆迁家庭的生活产生巨大提升，仍低于社会救助的资格线。

 

表5报告了使用逮捕数据研究的公共房屋拆迁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其中因变量是年度逮捕数量，样本包括整个拆迁后期间的所有年份。（1）列的结果显示，拆迁青少年因暴力犯罪被逮捕的人数少了14％。（3）-（4）列中男性和女性的结果显示男性可能存在的偏差。

D.子组的影响

 

文章还研究了拆迁的其他异质性影响。图3的行为根据基线特征定义的各子组的效果。拆迁者和非拆迁者之间的估计差异是每个方框中的中心（线）。 每个框的顶部和底部表示效果，为相差一个标准误差。左右延长线显示95％的置信区间。为了进行比较，顶行按性别和基线年龄重现结果

 

该子组分析有两个主要发现。 首先，就业的估计几乎总是正面的，暴力逮捕数量的估计一直是负面的，表明无论背景特征如何，儿童都可以从搬迁中受益。其次，处于环境越差的儿童从拆迁中受益越大，对没有成年人工作的家庭的儿童的影响相对于至少有一个成年人工作的家庭的儿童的影响更大，在贫困率相对较高（70％以上）的公共住房中生活的儿童在就业和收入方面都有较大的改善。

E.生活在公共住房中对就业的影响

 

分析表明拆迁儿童成年后就业方面有显着改善。使用因拆迁而改变的生活在公共住房中的年数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估计每年在公共住房中生活以及在周边地区贫困和犯罪的影响。表6提供了估计方程（2）和（3）的结果。第一阶段 A显示，与非拆迁同龄人相比，拆迁儿童在公共住房中的生活年数少了约2.6年。这意味着拆迁将公共住房的总生活时间减少了36％。第二阶段B显示，每增加一年的公共住房生活，就业率和年收入分别减少约2个百分点和277美元。

四、中介效应

 

为什么拆迁对儿童成年后就业有巨大影响？也许是拆迁父母更有可能找到工作并利用额外的家庭收入来投资于儿童发展，也可能是生活在犯罪率较低的社区会影响青少年的犯罪行为，降低了坐牢的可能性而提高了就业的可能性。但分析发现，并无显著差异，该两种假设被排除。

 

此外，拆迁可能通过影响学校教育来改变长期儿童的结果。表7报告了拆迁对儿童辍学和参加为期两年的高等教育可能性的影响。A显示，年龄较小（7至12岁）的儿童在高中辍学的可能性降低了5.1个百分点（8％）。 此外，有文献证明拆迁对低龄儿童入读两年制高等教育机构的可能性有积极影响。 就高中辍学率和高等教育入学率而言，B组中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没有发现显著影响，可能对于年龄较大（13至18岁）儿童在就业上的收益并非由于学校教育的改善。

五、成本效益分析

 

从基于援助项目的公共住房和重新安置青年的福利和成本的估计，有助于制定住房援助的最佳设计。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在住房援助上花费了460亿美元，这一事实强调了对不同住房援助计划相对效率进行比较的必要性。

 

前文估算了重新安置使用住房券相对于生活在基于救助项目的公共住房中的反事实影响。 结果显示用代金券取代基于项目的援助使青年收入增加了约602美元（16％）。为预测这种影响对终生收入的影响，文章假设：（i）年收入增长16％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不变；（ii）拆迁参与者的收入情况符合美国人口平均数；（iii）实际工资增长率为0.5％；（iv）贴现率为3％。根据这些假设，使用代金券重新安置青年将使税前终身收入增加约45000美元（现值约12000美元）。在成本方面，研究表明住房券计划的成本远低于基于项目的住房援助成本，这意味着支付搬家费用是代金券取代基于项目的公共住房援助的主要直接成本。从联邦支付给因政府项目而拆迁的人的补偿来看，伊利诺伊州一套带家具的四居室公寓预定付款1100美元。因此将儿童从公共住房搬迁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终生收入增加值约为24000美元，而每个家庭的搬家费用仅为1100美元，假设拆迁儿童的日后税收增加了10％，这意味着政府将从每个家庭获得约1300美元税收（= 24,000美元×0.10美元至1,100美元）。不过要认识到这些成本效益计算忽略了对拆迁家庭进入新社区后对当地居民的任何负面溢出效应。

 

六、结论

 

该文利用1990年代芝加哥的公共房屋拆迁浪潮作为一项自然实验，首次提供了拆迁和重新安置对居住在环境恶劣的公共房屋的儿童的长期因果影响的证据。研究发现，与非拆迁同龄人相比，因公共房屋拆迁的儿童在成年后早期的就业结果明显更好，且低龄儿童（7-12岁）从拆迁中的受益程度高于高龄儿童（13-18岁）。此外，拆迁对犯罪率的降低和学校教育结果的提升均有积极影响。拆迁儿童因暴力犯罪被捕的人数少于非拆迁儿童，且在男性儿童上更加显著。在教育成果方面，拆迁减少了拆迁时年轻儿童的辍学可能性。

 

在住房政策方面，低收入家庭从贫困的公共住房搬迁对任何年龄的儿童和政府支出都有很大的好处。 根据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文章估计使用标准住房券将儿童搬出公共住房会使其终身总收入增加约45000美元（现值12000美元）。 这可能会为政府预算带来净收益，因为与基于项目的援助相比，搬迁家庭和住房券的搬迁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moving out of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s on the long-run outcomes of children. I study public housing demolitions in Chicago, which forced low-income households to relocate to less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s using housing vouchers. Specifically, I compare young adult outcomes of displaced children to their peers who lived in nearby public housing that was not demolished. Displaced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employed and earn more in young adulthood. I also find that displaced children have fewer violent crime arrests. Children displaced at young ages have lower high school dropout r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