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顾晓敏

原文信息：Louis-Philippe Morin, “Do Men and Women Respond Differently to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a Major Education Reform”,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3(2), 2015, 443-491.

 

一些实验证据表明，在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时，男性相对于女性的表现会更好（Gneezy&Rustichini, 2004）。他们指出不同性别人群的努力成本可能存在潜在差异，在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中，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的努力支出成本更低。如果这些差异延续到一些重要的长期任务，它们有可能解释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显著特征。很自然地将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差异视为长期处于竞争环境的结果，在竞争环境中，个人完成常规的与工作相关的任务，然后根据竞争性选择过程或比赛进行评估。理想情况下，要了解不同性别对竞争增加的可能差异反应，人们希望模拟这种环境的基本特征。现有的一些开创性实验研究能够外生改变竞争程度，并清楚地控制潜在的干扰因素，但这些研究关注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典型的。为了使人们相信，当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时，潜在的性别差异确实会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常规行为，本文的研究分析基于一个常规的社会环境，即大学课堂，考察竞争环境的外生变化对不同性别人群表现差异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的分析采用安大略省中学系统一项重大教育改革的数据，这项改革将高中时间缩短了1年，从5年缩短到4年，由于这项改革取消了高中的最后一年（13年级），在2003年6月有两个学生群体同时从高中毕业，这大大增加了当年对大学学位的竞争程度。重要的是，这反过来会提高最终被大学录取学生的质量。这项改革使得获得更高分的难度更大，为了获得相同的分数，现在每一个学生都要和更高质量和更多同质的学生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期望学生在确定大学成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男性和女性施加更高努力的动机会增加，但如果男性对竞争加剧的影响更为积极，那么这种性别差异可能导致努力的不同变化，即作为比较男性和女性结果时表现的相对变化。值得说明的是，在本文中，学生的表现取决于学生同龄人的表现，因此作者研究了竞争水平提高的影响，这里观察到的竞争水平的变化更接近于我们在工作场所观察到的变化。

 

作者在文中建立的回归方程是：

在这一回归方程中，Uit 变量是衡量大学表现的（学生在大学时期的平均分、获得的大学学分数或按时毕业的情况），在这里主要关注大学第一年的课程表现。 Hi主要衡量学生能力（高中时期的平均成绩），Malei 和 DCt分别是性别和年份的虚拟变量，而Xit是其他个体特征的一个协变量。在回归方程中，β 是作者关注的主要系数，表示教育改革下不同性别之间的表现差异。

 

本文的第一个实证目标是，根据改革后安大略省大学课堂竞争水平的提高，考察是否会出现性别差异性表现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采用多伦多大学的数据来研究竞争加剧对性别表现差异的影响。多伦多大学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背景，这个数据可以用来估计一系列回归，当控制学生能力时，考察从正常环境转变为更具竞争性环境时，男同学相对于女同学的大学表现是否会提高。研究发现，在大学第一学年，为了应对竞争的加剧，男同学表现比女同学高大约1个百分点，尽管数值不大，但这一效果是持续的。竞争的加剧不仅影响了学生的成绩，还影响了学分积累和按时毕业的比率，这些都表明随着竞争的加剧，男性相对变得更加有效率。

前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男同学相对女同学能够更好地应对竞争。但在这些分析结果中，并没有考虑到学生或多或少可以放弃一些课程和项目、放弃注册和申请大学、或者竞争不仅在大学而且在中学也有所增加，因此作者进一步探讨了自我选择问题。本文的第二个实证目标是考察不同性别表现差异的原因。在有两个学生群体的竞争环境中，学生表现的变化可能归因于不同性别努力的差异变化，但也可能归因于不同性别的选择差异和其他变化。尽管学生的努力不是直接可观察的，作者可以采用丰富的管理数据来解决最有可能的潜在自我选择问题和替代渠道，如果自我选择和其他干扰因素并不显著，则表明不同性别努力的差异变化是他们表现差异的主要来源。在选择方面，主要关注的是竞争性环境吸引竞争个体并击退非竞争个体，因此人们可能会期望男性（尤其是竞争性男性）相对于女性在选择上有差异，作者首先考虑的是男性退出课程的可能性比女性高得多，这也可能会导致2003年表现中性别差异的高估。作者在研究中查看所有申请人的信息，无论他们是否实际注册，有证据表明在选择中并没有性别差异效应，总体而言，在这种情形下，自我选择偏见并非是主要原因。理想情况下，人们会将竞争处理随机分配给一些学生，并对其他一些学生进行控制，但在目前的观测环境下，处在高竞争环境下的学生，他们的能力明显高于改革前进入大学的学生。因此，要识别竞争对性别表现差异的影响的一个必要假设是，对能力的可观察控制是充分的。违反这一假定会对识别造成潜在威胁。由于竞争可能更激烈，不仅在大学课堂上，而且在高中也是如此，学生能力到高中成绩的映射可能会发生变化，本文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排除。

 

综合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人们表现上的性别差异确实会延续到一个重要的真实环境：即在大学期间的表现。虽然估计效应的值是适度的，但这一效应是持续存在的。竞争的加剧对男同学的准时毕业率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正向影响，特别是对于水平相对较差的学生。此外，这一结论是由于不同性别努力的差异变化，而不是自我选择。虽然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不同性别之间存在努力的差异变化，但竞争也可以通过同伴效应影响到人们的表现，这也是真实工作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本文的研究有几个启示：首先，它表明在常规的日常行为中，竞争增加对男性和女性表现差异的影响是持续的，并且结果对参与者很重要。因此，在解释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性别不平等现象时，可以将竞争纳入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此外，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可以对教育模式的推行和学生成绩的评估提供一些启示。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进一步关注大学时期的竞争效应对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性别差异。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evidence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to increased competition, focusing on important life tasks performed in a regular social environment. The analysis takes advantage of a major education reform in Ontario that exogenously increased competition for university grades. Comparing students prereform and postreform using rich administrative data, I find that male average grad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male students graduating “on time” increased relative to females. Further,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se changes were due to increased relative effort rather than self-selection. The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delivery of education and incentive provision more gener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