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作者：许文立，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韩兰，安徽大学经济学院2017级本科生

原文信息：

（1）Itskhoki, O and B Moll (2018), “Optimal development policies with financial frictions,” Econometrica, forthcoming. 

（2）Oleg Itskhoki, Benjamin Moll，Subsidising growth: An argument for pro-business policies in emerging markets，VOXEU，2018-9-5，

https://voxeu.org/article/subsidising-growth-argument-pro-business-policies-emerging-markets

 

摘要

 

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来看，促进出口和比较优势的政策无疑是有害的。本文在标准增长模型中引入金融摩擦，以探讨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结果表明，金融摩擦的存在为那些干预产品和要素市场，并旨在提高福利水平的政府政策打开了大门。在发展早期阶段，最优发展政策措施的特点是亲商业型政策，但随着经济体不断积累金融财富，最优政策会转向更具再分配性质的亲劳动力型政策。

 

新兴国家的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干预产品和要素市场来加快经济发展？事实上，许多成功的新兴经济体积极地采取发展和产业政策，尤其是明显偏向商业的政策。这类政策例子包括抑制或补贴要素价格——如抑制工资和补贴投入价格1。此外，这些国家积极利用生产和出口补贴，并向特定部门或公司提供信贷补贴。成功的国家还经常采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其中包括一些“受欢迎”的政策，如促进比较优势部门、竞争性汇率贬值和幼稚产业保护。这些政策甚至已经被世界银行接受，并得到学术界的支持——2008年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只要它们是暂时的，出口促进政策可能是有益的；同样，Lin ( 2012 )赞成比较优势政策，Rodrik ( 2008 )主张汇率贬值。

 

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无疑是有害的2。但是在摩擦环境中，情况不同。Itskhoki, O and B Moll (2018)最近的研究表明，当生产由融资受限的企业家进行时，实践中使用的许多发展政策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有益的。尤其是，他们的研究表明，最优发展政策涉及对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干预，并且在工业部门资本不足的早期转型中具有明显的亲商业倾向。转型后，最优政策干预改变了策略，变得有利于劳工，对商业部门征税，从而实现更大的再分配。如果不能扭转政策倾斜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抵消干预措施的福利提升，这也为实际中政策的实施提出了重要的警告。

 

最优政策的阶段依赖性质为新兴亚洲国家和发达欧洲国家所采用的不同市场机制提供了有效的理性解释，而不依赖偏好或政治制度的差异。当然，在实践中，许多政策的采用往往不是出于促进发展的原因，例如出于政治、意识形态或寻租方面的考虑(例如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然而，Itskhoki, O and B Moll (2018)的分析表明，那些成功的增长时期至少部分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政策。

 

机制

 

Itskhoki, O and B Moll (2018)的分析依赖于一个带有金融摩擦的标准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异质生产者面临借贷约束，这导致资本错配。这类模型已经成为宏观发展文献中的主流模型，并经常被用来研究金融发展和总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例如， Banerjee和Duflo，2005)。他们研究这种环境下的动态最优政策及其对一个国家发展轨迹的政策含义。

 

在自由放任环境下，融资约束和随之造成的资本错配导致生产率和产出下降。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可以进行干预，以加速转型，提高所有人的福利。在转型初期，支持商业的政策将资源转移给企业家，从而带来更高的利润和更快的财富积累。这反过来又放松了未来的借贷约束，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工资。换句话说，规划者发现，短期内以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低的工资来伤害工人是最优的，以便在中长期内以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奖励他们。或许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当规划者忽视企业家的福利，当工人生活在有限期并且面临借贷约束，当规划者现在偏向当代人的时候，这种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最优的。

 

自由放任的均衡无效率源于市场未能将资本配置到最具生产力的用途，也未能使得个人间的资本生产率相等。尤其是，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家具有很高资本回报率，但是他们不能投资和扩大生产，因为他们缺乏抵押品来获得额外的借贷。政策干预旨在缓解这种低效率。从理论上看，低效率可以通过向个体企业家进行较大的一次性转移来解决。但出于各种原因，这可能是一项不可行或不现实的政策。在没有这种一次性转移支付的更现实情况下，政府应该使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劳动、信贷和生产补贴，以便将资源转移给受约束的生产性企业家。

 

另一种思考自由放任结果效率低下的方式是动态货币外部性( Greenwald和Stiglitz，1986 )——工人们不能内部化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作越多，企业家财富积累越快，未来工资越高。规划者使用庇古补贴来纠正这一点。这种货币外部性机制类似于“干中学”外部性——今天多工作可以提高未来的生产率(例如Krugman，1987 )。因此，他们研究结果的一些政策含义与“干中学”经济中出现的政策含义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出于非常不同的微观经济原因。

 

多部门经济中的政策

 

或许Itskhoki, O and B Moll (2018)的分析中与政策最相关的扩展就是多部门经济，包括一些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他们的研究表明，最优政策是补贴那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实际汇率贬值。金融摩擦在一个国家的短期和长期(潜在)比较优势之间制造了一个楔子。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可能会针对其技术比较优势，专门从事“错误”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历史或政治原因积累了金融资源。将生产要素分配给这些部门会抬高均衡要素价格，降低生产规模，延缓潜在比较优势部门的财富积累。当潜在部门受到融资约束时，这种资金外部性会导致效率低下，而最优政策会将资源分配倾斜到这些部门，从而加速转型(如图1所示)4。

同理，如果生产是由不同代的企业家进行的，政府应该支持年轻的企业家群体，就像保护幼稚产业一样。换句话说，不同于新古典主义，金融摩擦意味着政府应该向旧的产业征税，而偏向新兴产业。理由是年轻的产业还没有机会积累足够的净财富来避免融资约束。

 

最后，他们考虑了政府尝试实际汇率贬值作为最优政策的条件。一般来说，政府应该倾向于使用更直接的生产或投入价格补贴来进行跨部门资源转移，而不是借助于资本控制，因为资本控制会影响实际汇率的走势。然而，在没有这些更直接的政策工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进行动态干预，导致暂时的实际汇率贬值，从而有利于贸易品生产。因此，即使政府的目标是压低工资，将劳动力转移到贸易品的生产上，实际汇率也对现有的一套政策工具很敏感，这使得它成为政策制定者很难达到的目标。

 

结论

 

金融摩擦的存在政府干预产品和要素市场从而提高福利打开了大门。最优发展政策的特点是，在转型初期倾向于发展商业，但随着经济积累金融财富，转向更具再分配性的、有利于劳动力的政策。Itskhoki, O and B Moll (2018)的规范分析为新兴经济体积极推行的许多发展政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性解释，但也需要主义一些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Banerjee, A V and E Duflo (2005), “Growth theory through the le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P Aghion and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1: 473–552, Elsevier.

 

Botero, J C, S Djankov, R La Porta, F Lopez-de Silanes and A Shleifer (2004), “The regulation of labo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4): 1339–1382.

 

Cole, H L and L E Ohanian (2004), “New Deal polici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4): 779–816.

 

Greenwald, B C and J E Stiglitz (1986),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e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2): 229–64.

 

Growth Commission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arrison, A and A Rodríguez-Clare (2010),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039–4214, Elsevier.

 

Hidalgo, C A, B Klinger, A-L Barabási and R Hausmann (2007),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317(5837): 482–487.


Itskhoki, O and B Moll (2018), “Optimal development policies with financial frictions,” Econometrica, forthcoming.

 

Krugman, P R (1987), “The narrow moving band, the Dutch disease, 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 Thatcher: Notes on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dynamic scale econom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7(1-2): 41–55.

 

Lin, J Y (2012), 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How Developing Economies Can Take Off,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drik, D (2008),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8(2): 365–412.

 

Stiglitz, J E and S Yusuf (2001),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orld Bank.


 

Ventura, J and H-J Voth (2015), “Debt into growth: How sovereign debt accelerated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1280.

 

尾注

 

[ 1 ]例如，20世纪70年代，韩国对实际工资增长设定了官方上限。韩国经济计划委员会指示企业保持名义工资增长低于通货膨胀和总生产率增长总和的80 %，这导致实际工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增长。工会也受到限制。有趣的是，朴正熙总统在他的年度全国演讲中宣布1965年为“工作年”，12个月后，他幽默地将1966年称为“更努力工作年”。此外，出口制造商的电力、水、运输、通信和其他服务的使用费也受到政府价格控制；最成功的公司获得优惠信贷，出口销售收入免交间接税。在一个在线附录中，我们详细回顾了经历过快速增长时期的七个东亚国家的一些发展政策:日本( 1950 - 70年)、台湾( 1950 - 80年)、韩国( 1960 - 80年)、马来西亚( 1960 - 90年)、新加坡( 1960 - 90年)、泰国( 1960 - 90年)和中国( 1980年至今)。

 

[ 2 ]例如，科尔和奥哈尼安( 2004年)采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量化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政策的影响，该政策增加了工会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垄断力量。他们发现这些复苏政策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但这些政策在二战后才被抵消。

 

[ 3 ]许多亚洲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上采取了坚定的亲商业立场，停止工会活动，给予企业有效的垄断权。另一方面，较富裕的欧洲国家的政府通过提供慷慨的失业保险和严格的雇佣和解雇条例，使讨价还价的力量偏向劳工。我们的分析表明，在拉丁美洲采用欧洲支持劳工的劳动力市场机构可能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快速赶超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博特罗等人。( 2004年)记录并提供对各国劳动力市场机构的比较分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8世纪英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见Ventura和Voth 2015 )采取了支持商业的政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一政策。

 

[ 4 ]当然，在实践中，确定潜在的比较优势部门可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实施这些政策时应该谨慎行事(例如Stiglitz和Yusuf 2001；以及在Hidalgo等人的研究中针对这一挑战的两种经验方法。2007年和Lin 2012年)。